一是要对“适用条件”中的“具有特殊性”一词作出更加具体而又比较规范的解释。由于采购项目的“特殊性”决定项目是否可以采用“邀请招标”方式采购的重要因素，实际工作中各种规避公开招标而采用“邀请招标”方式采购的一大借口，就是各自强调了采购项目的种种“特殊性”，如，着急要用，要有专业性的服务网点等等情况，而这些“特殊性”是否合理、是否规范，就无从“考证”，更无法下结论，因为法律上并没有对“特殊性”一词作出相应的具体规定，因而就缺少了公认的参照标准和判断依据，这就给制造“特殊性”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借口或理由，因此，为了规范和约束各种“借口性”的特殊性，就必须要细化符合法律意义和法律规定上的特殊性，以让真正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特殊性“制度化”，便于其采用“邀请招标”方式采购，而对其他非“制度化”的一般意义上的“特殊性”，则明确规定不予考虑，不准其使用“邀请招标”方式采购，这样对“特殊性”作了制度化的具体规定，就能更好地规范“邀请招标”方式的使用了。
二是要对“适用条件”中的“采购费用占采购项目总价值的比例过大”的“过大”情形作出细化。《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九条二款明确规定，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费用占政府采购项目总价值比例“过大”的货物或服务，也可以采用邀请招标方式采购，但，这个比例究竟达到多大时，才能称得上是“过大”的情形，目前，却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判断标准，这就给实际操作带来了难度，因为这“比例”的高低，是否能称得上是“过大”的情形，也是决定采购项目能否采用“邀请招标”方式采购的一个重要依据，而如果缺少这“过大”的比例标准，自然就会造成“邀请招标”方式的使用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了，进而就难以有效地规范政府采购的行为了，因此，对何时才能称得上是“过大”的比例，就必须要有一个量化的判断标准。
三是要对“适用条件”中的“只能从有限范围的供应商处采购”的“有限范围”一词进行细化。从采购方式的使用情形来看，尽管采购项目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如果其供应渠道较多或供应范围较广时，那也不能采用“邀请招标”方式采购，而只有在“只能从有限范围的供应商处采购”的情况下，才能使用“邀请招标”方式来采购，因此，这“有限范围”又成了是否可以采用“邀请招标”方式采购的一大条件之一，而何种情形才能称得上是“有限范围”，同样需要对其进行细化，否则，仍有不少的漏洞可钻。
从上面可以看出，要全面规范“邀请招标”采购方式的使用，就必须要对其适用条件进行全面的细化，只有增强了适用条件的可操作性，才能同时增强采购操作的严肃性和规范性，也才能真正从源头上规范好这种采购方式的选择和使用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