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一个传真和一部电话，那些没注册的货代公司就开始接货、发货了。风险也随之而来，这些并不具备资质的“货代”一旦“人间蒸发”，外商货主和一级货代都将“有苦难言”。 　　由于没有收到运费，一级货代扣押货主的提单，而外商货主只能被迫申请“海事强制令”，要回被扣押提单，两者只能法庭相见。
　　昨天，记者从在宁波召开的全国海事审判研讨会上获悉，从去年开始，宁波海事法院受理的此类案件开始“大爆发”，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受理70多家外商的200余起申请“海事强制令”的案件，涉案运费总金额超过千万元，而货物则大都来自义乌。
　　外商被迫申请“海事强制令”
　　45岁的叙利亚人纳沙到义乌做生意已经10年了，他每天到市场和工厂采购各种日用品，然后在义乌集中，用集装箱通过宁波港发往叙利亚、阿联酋、意大利等国家。
　　去年12月份，纳沙委托义乌的雅文公司运输一批价值20万元的货物到意大利。然而，货物装船出运后，却迟迟没有收到提单。雅文公司的老板对此解释称，船公司出了点问题，必须要先把运费付给船公司，才可以拿到提单。但在支付了运费后，纳沙还是没拿到提单，雅文公司和它的老板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今年3月，走投无路的纳沙只能向宁波海事法院提出申请“海事强制令”，要求负责承运的宁波凯阳国际货运公司交出提单。但凯阳国际货运公司却感觉非常冤枉，因为他们没有收到雅文公司的运费。
　　两个月接案比过去13年还多
　　宁波海事法院副院长陈惠明介绍，从去年开始，像纳沙这样的案子多了起来，特别是今年以来，每个月都能接到近10起。到上个月底，已经有200多起案件，共涉及外商70余家，涉及一级货代企业30多家，涉案贸易总金额达数千万元，涉案运费总金额超千万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院自1992年建院至2005年的13年间，总共受理此类案件还不到20起。
　　“这些‘被扣押提单’的货主通过申请强制令，要求强行拿回提单。”陈惠明解释说，“强制令”的出发点在于，在解决争端之前，避免“被请求方”对货主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或者使损害扩大”，毕竟货物在港口每天的滞箱费、堆场费都是天文数字。但同时，扣押提单的一级货代也是受害者，他们有大额运费无法收回，但却要被迫交出提单。“这就造成了请求人(货主)与被请求人(一级货代)权利义务不对等的现状。”
　　在两天的会期里，60名法官对完善我国海事强制令制度提出了建议性意见，比如强化请求人的事实披露和举证义务机制以及设置听证、抗辩程序，同时建立被请求人救济制度。
　　“货代”和货主都要有保护意识
　　据宁波海事法院统计，今年他们受理的“海事强制令”中涉及的货物，大多来自义乌货代公司代理的外运生意。“义乌市场大，每年吞吐的货物量也大，出口商特别多，但义乌的货代市场也是最混乱的，很多老板和货代方之间都是没订正式合同的，只凭一张条子写几个字甚至口头承诺就发货了，出了问题也最难找到负责人。”法院工作人员表示。
　　在被起诉后，宁波的货代公司迫于法律压力，往往只能交出货物提单。但海事法院在执行强制令时也遭遇了执行难。部分货代公司干脆更名、或关门，有的直接人去楼空，由于考虑到被请求人多数也是受害人，法官并没有简单地处罚了事，而是尽量为他们做一些释法工作。
　　目前，许多宁波货代公司“闻义乌货色变”，不熟悉的义乌公司上门要求委托运输，许多货代公司都会借故推掉。对此，宁波海事法院的顾法官也提醒，对货代公司来说，保护自己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选择有信誉有实力的合作伙伴。比如中外运公司等，往往会实地考察下一级的代理公司，或是要求下级代理公司支付一定数量的保证金，或是通过第三方担保等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自身风险。
　　同时，法官也提醒货主，千万不能因为贪图几十美元的便宜，而去选择来路不明的中间货代，在选择代理时，更不能单凭一张名片就做生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