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国钢铁产品进出口发生重大变化，由净进口国一举成为净出口国，今年前4个月净出口粗钢又达1873万多吨，海外不时传出贸易摩擦的信号。 
　　在国家相关出口政策的调整过程中，钢铁的出口与出口控制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怪圈———随着钢铁出口迅速增加，国家开始控制钢铁出口，但是，控制政策却在推动国内外市场价格差拉大，导致钢铁出口大幅度地增长；为抑制出口暴增，国家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出口控制措施，而这些措施再次刺激钢铁出口大涨。 
 
　　怪圈的形成是钢材出口造成的贸易失衡压力与钢铁业内部运行之间“博弈”的结果。当调整出口关税、降低出口退税率等政策在试探“走小步”的时候，钢材出口量却反而因为预期引导以及“渠道分散、时间集中、目标市场集中”等因素难以调控到位；而政策导向与市场反应不一致，又进一步影响了钢铁产业政策框架的稳定性。
　　国家关于钢铁业政策调控效果甚微的根本原因在于出口的利润。可以说，国际市场的价格帮了中国钢铁一个忙，国内外钢铁的价差是中国钢铁企业出口的主要原因，即便是减少了出口退税，因为利润很高，企业也能够承受。
　　过度的政策刺激很不利于控制中国钢铁的出口，甚至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专家认为，在钢材出口和国内市场的关系处理上要有长期战略性的判断。首先，国内钢企过分倚重通过出口通道来释放产能，所以在调整出口退税等相关政策上，应该选择较为彻底的做法，取消鼓励措施，恢复“平常通道”；其次，在产能潜在过剩的“弱平衡”中适度抑制钢价，有利于支撑中国整个制造产业链的发展；此外，要考虑到中国钢铁业占有国际市场可能是一个长期战略性的转型，目前的关键是提高出口标准，优化出口结构，理顺矿石进口———加工———钢材出口的投入产出关系。
　　龙头企业应是投资重点
　　淘汰落后与节能减排是伴随中国钢铁业成长的难题。目前，不符合产业政策的落后炼铁能力大约1亿吨，落后炼钢能力约5500万吨，这些设备容量小、效率低、污染重，单位能耗通常要比大型设备高10%至15%，物耗高7%至10%，水耗高1倍左右，二氧化硫排放高3倍以上。在过去多次的“总量控制”中，往往是未能淘汰落后，反而限制了优势产能的扩张，留出了低端产能的空间。
　　不可否认，国内钢铁工业一直存在着行业集中度低、产品结构不合理的现象。而钢铁工业出现的投资分散、过热，产能膨胀及无序出口，反过来引起矿价过快上涨等众多问题。据统计，去年我国年产钢超千万吨的钢厂已扩大至9家。重点钢企产钢量占全国总量的比重不升反降，同比下降了2.3个百分点。产业分散是引发中国钢铁业诸多不稳定波动的根源，提升产业集中度已是业内多年共识。但在“年年喊集中”的舆论中，产业集中度却不升反降。业内人士认为，跨地域产业重组进展缓慢关键是体制障碍难除。
　　提高钢铁产业集中度要市场和政策法规“两手并举”。一方面要形成有利的产业整合市场氛围；另一方面要在政策法规上真正建立强制性的钢铁业人力、资源、环保、节能等多层次综合的成本准入“门槛”，以执法监督的手段进行落实。国家近期出台的淘汰落后、抑制出口及推进产业重组等多项政策，将在未来对钢铁行业结构构成产生影响。从我国钢铁工业看，行业面临着较大的并购重组机会，从而成为今后对钢铁行业的投资主题。今年4月28日宝钢重组新疆八一钢铁集团之后的“新八钢”正式挂牌成立，这是国内钢厂跨地域实质性重组的第一例。5月10日宝钢与河北邯郸钢铁集团合资建设邯钢新区项目的协议正式签约。这些案例表明，龙头企业将成为钢铁工业投资重点。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应该适当提高钢铁业成本“门槛”，防止钢价大起大落，保持适度的钢材出口弹性，推动产业整合，确保钢铁业为整体制造产业链提供稳定的支撑。可以说，制定和形成“聚焦”战略和长期战略，是促进中国钢铁工业健康发展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