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私有化的金融体系结构性地瓦解了。过度的财务杠杆制造了巨大的泡沫，并将资本转化为数以百兆计债务。 
　　过度的杠杆，是因为对债务来源、住房抵押贷款担保的结构和交易、对冲基金、信贷违约掉期、衍生工具和其他金融创新工具的监管不足。格林斯潘已经承认了他的失误，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因为我们还只看到冰山的顶部。在房地产泡沫后，我们会看到消费信贷和汽车贷款的瓦解，信用卡违约已达到7%，汽车贷款也开始松弛。 
　　我认为，美国政府向全世界发行优先股不会起作用，因为没有充足的资本来吸收天文数字的债务，而金融机构正在收归国有，金融行业也处于收缩。剩余的私有资本将持续通过政府债券和向下的货币投机套利寻求自保，但考虑到通货膨胀，政府债券实际上没有收益；政府对金融的干预将是通货膨胀的火药桶，只是现在还看不到结束。 
　　萧条中的品牌价值将降低 
　　西方世界处于技术性衰退中，金融服务业的瓦解已经造成大规模的裁员，占全美GDP70%的零售业将是下一个受到影响的行业，零售业处在负增长，并将遭到信用限制的打击。商业房地产和品牌权益也将会下跌。 
　　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将以较低的比率保持增长，这将给他们的城市化进程带来困扰。但是，相比需要与负增长作斗争的西方国家，东方国家能较好地处理增长的下降，这种东西方增长的不平衡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 
　　危机发生前，西方国家变成了一个消费型的金融和技术社会，而东方已经成为工业化的经济体。美国最大的错误是他拒绝向每一个购买者出售先进的技术和武器——这是它在实体经济中唯一增长的行业，来平衡它的贸易赤字。美国的外贸政策压制了实体经济。西方制造和销售信用，而东方生产产品并向价值增加迈进。 
　　只有当有信用去转化债务，债务才是可控的。现在，当西方国家的信用遭到破坏，债务不得不贬值。东方国家的工业生产可以通过减少变动成本进行管控，在困难时期，这些比金融更具有灵活性。 
　　眼下，全球经济增长并非源自西方，对替代能源的追求被正在降低的原油价格所损毁，股票权益将跌到实体经济的水平，而且很难衡量实体经济是怎样的。美国的农业只占经济总量的3%，制造业为经济总量的9%，传统上拥有占GDP较高比例的制造业的欧洲经济，在没有零售的扩展作为补偿的同时，其经济正在迅速下降。我们将看到急速上升的西方失业率、政治混乱、保护主义和社会动荡。 
　　在萧条时期，品牌价值作为感知的价值，随着储蓄变得更重要而失去了很多价值。消费者将转向仅重视对产品本身的估价。当品牌的价值在西方国家下降时，它将在东方国家得到加强。而品牌所展示的财富则可能遮蔽了其真实的债务。 
　　在这次危机当中，金融营销技术和管理创新由于没有监管的限制而创造了复杂和令人费解的金融工具(住房抵押贷款担保、信用违约掉期、回购和其他工具)并销售给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为奖金所激励而购买却没有去详细研究这些产品。这对消费者和金融机构具有爆炸性的效果。 
　　在危机的应对上，仅在宏观层面上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够的，微观上，消费者信用和产品营销应该同时需要得到监管。甚至有了紧缩的信用，狡猾的放贷者会设计并销售新的产品卖给那些急于摆脱困境的消费者，千方百计把这些单据卖给正拼命维持财富管理生意的交易商。这些活动将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政府将不得不授权零售交易管理机构去监督和限制产品的供应和需求，营销也需要被监督，在极端情况下，违法罚款是对欺骗性发明的唯一惩戒。同时，品牌应该被强制要求变得负责任，在更深的衰退中，我们将看到大规模的从品牌到价值营销的转变，即从感知的价值到实实在在价值的回归。 
　　停滞的十年或许在美国发生 
　　美国处在衰退中，衰退期将被拉长。在金融机构国家化的过程中，我们并不是经历一个循环而是一个结构性的改变。这需要经过长时间才能达到稳定状态并获得信任。同时，公司和家庭的破产将导致紧缩，而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 
　　美国的失业率已达到7%，而且可能跃升至9%。当公司在下一年度做出调整以应对疲弱的圣诞采购季节的时候，失业率就会攀升更高。圣诞节的销售一般占到全年度零售额的30%。圣诞节过后，公司将会在国内市场采取紧缩政策。只有70%的年度零售额，国内对雇佣的紧缩幅度也将会是非常大的，我们可能看到一个日本式停滞的10年，它在那里发生过，也可能在美国发生。 
　　而东方国家经济将持续增长，虽然比率较低，但拥有庞大人口的增长比人口较少但没有增长的经济更富有吸引力。美元的强势将减少其出口，政治的热情使得保护主义对恢复国内生产的企图失效，而个人和家庭积蓄的倾向不支持国内制造业的复兴。 
　　出口的下降使美国不得不从事它多年以来一直抵制的事情——为贸易平衡和盈余而销售先进的技术和武器给有购买力的国家。 
　　为了降低劳工成本，以恢复低成本产品的生产和拓展国内消费需求，美国的人口数量将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移民而增长，贸易保护主义者将协助这种所期望的复兴。保守资本将继续寻找基于美国军事保护下的安全的财富天堂，投资资本和国内管理人才将投奔东方正在增长的市场。外汇储备将为东方对西方资产的并购筹措资金。 
　　相比美国，欧洲面临更大的困境，他们将有更长的衰退、政治分离、贸易保护主义和生活方式的降低所带来的痛苦。欧元会变得与美元等值或更低，甚至，它作为一种货币可能解体。欧洲宪章没有得到通过是致命的，如果它没有能够在繁荣时期得到通过，那它肯定不能在每一个国家都关注其自身生存，而不相信任何确保生存的共同协议的时候得到通过。在统一行动上，欧洲的国家情况有太多的不一致，在强国都难于自保的时候，他们不会向弱国伸出援手。欧洲在支持资本的形成中有太多嵌入的福利，在一个高失业率的欧洲，对福利的降低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经济会瘫痪，这种经济瘫痪比停滞更加严重，经济停滞的社会还能够运行，瘫痪的社会无法运行。 
　　中国将增长其全球力量 
　　中国将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下降到9%，而且可能降低到7%，但中国仍然保持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稳定的预算和可控的债务。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零售业上升了30%，上一季度出口增长了28%，中国所建立的廉价商品的生产模式在糟糕的时期帮了中国的大忙，因为现在全世界都需要便宜的商品。 
　　中国将维持它持续出口顺差状态和国内经济增长的平衡，中国的政策正在诱导和促使储蓄进入国内市场的消费扩张中。这样的平衡看起来是个奇迹，但它会实现。 
　　中国的外汇储备将支持中国企业对海外生产、品牌和渠道资产的并购以获得更高的利润。渠道的高额利润可以抵消高的生产成本，而所在国家的生产和分销可以抵消保护主义，充足的经济增长可以保持内部的和谐，对技术的投资产生有竞争力的产品和先进的技术，中国将增长她的全球力量。当中国拥有基于其生产体系上的可靠技术，它将使人民币可兑换，甚至变成全球储备货币。 
　　全球衰退状态的延长对廉价商品有更多的需求，那就是关注价格和价值而不是溢价品牌商品。中国通过它的国家政策、低劳工成本、工业运作、企业家文化和供应链管理而熟练地掌握了廉价商品的生产。为提前应对全球保护主义的威胁，中国应该出口它的生产体系而不仅仅是产品。只有当拥有了在国外消费市场的当地生产和市场渠道，中国才能在这些衰退的市场中填充它生产的廉价商品。考虑到分销渠道的高利润因素，它能通过渠道利润抵消高的劳工成本而实现比国内的竞争对手更低的总成本。中国在国外市场的生产和分销因就业和税收的考虑将被(勉强)接纳。 
　　中国可以把深圳经济特区的模式移植到国外市场，深圳经济特区在建设、生产、物流和营销方面拥有一体化的公共资本支持，激励性的政策、补贴和私人投资。中国可以在美国和欧洲发展中美和中欧经济区，中国政府以及省市政府可以通过保留税收收入支持海外企业，美国州政府和欧洲国家将因能减缓失业以及产生新的当地税收而欢迎这些企业的进入。这些经济区会与当地的企业建立伙伴关系，但中国企业将联合控制生产、品牌、物流和渠道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