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英丽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学子论坛上的演讲——— 
　　今天我想讨论三个问题：金融危机的全球化背景，后危机时代全球化面临退潮的可能性，中国卷入全球化浪潮的路径依赖性质及其面临的中长期挑战。
　　金融危机的全球化背景
　　由于发达国家技术周期下行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失衡等原因，全球范围实体经济的盈利机会下降。又由于发展中国家长期信用基础缺失这种与生俱来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缺陷，国际资本流动日益呈现出证券化组合投资趋势和追求短期暴利的投机特征
我的分析是，这场金融危机是全球化内在结构矛盾的激化和自我修正。我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两个层面讨论。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新型国际分工。亚洲地区具有劳动力丰富和高储蓄的资本优势，主要承担物质产品的加工制造；中东、北美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凭借矿产和土地资源优势，成为全球经济中的大宗商品供给者；美国和英国则在市场经济制度软环境、高新技术以及金融和管理等创新人才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从而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如研发、销售、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等生产者服务和现代金融服务）享有全球垄断地位。
　　这种新型国际分工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导致了世界经济不平衡的持续和加深。全球前五大贸易顺差和逆差经济体占全球贸易顺差和逆差的比重从20年前的20%扩大到当前的60%。中、日、俄和中东地区持续顺差，而美国和英国持续逆差。
　　在美国，IT泡沫破灭和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凭借其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寡头垄断地位,通过持续扩张性货币政策启动房地产负债消费，驱动经济增长；并通过贸易赤字输出美元的资本回流，推升其资产价值，通过财富效应维持其资产-负债消费-经济增长模式的持续运转。金融创新、金融工程技术的运用都是这一增长模式的内生性要求。在经济空心化、技术创新衰减、人口老龄化显现的背景下，金融膨胀和消费透支都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尽头。金融危机意味着美国负债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强制性调整。
　　从金融全球化层面看，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促成了国际资本流动的新格局：贸易顺差国官方资本大量输出到金融中心国家的资本市场，体现出追求安全和流动性的低收益长期投资特征；美英贸易逆差国大规模输入的资本在催生本土资产泡沫的同时，部分与当地养老金一起通过机构组合投资形式回流到高成长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发达国家技术周期下行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失衡等原因，全球范围实体经济的盈利机会下降，又由于发展中国家长期信用基础缺失这种与生俱来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缺陷，国际资本流动日益呈现出证券化组合投资趋势和追求短期暴利的投机特征。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资本流动导致国家间的财富转移以及泡沫的催生和破灭。IMF《世界经济展望》的实证分析表明，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未能像理论阐述的那样增进全球福利，而是导致国家间不平等的加剧。
　　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中长期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将呈现L型发展态势，即出现1-2年负增长的短期衰退和更长期的低迷；二是世界经济结构发生调整，从不平衡到再平衡，其主要特征是贸易逆差国将收缩其贸易逆差，贸易顺差国将减少其贸易顺差，直至可持续的水平；第三，全球化退潮风险的上升，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作更为具体的讨论。
　　全球化面临退潮风险
　　在世界经济周期上行阶段，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矛盾相对较小，即使存在也较容易协调，但是在世界经济周期下行阶段，经济利益冲突将会加剧，而且协调的意愿下降、困难加大。因此不排除国与国之间贸易摩擦加剧的可能性。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着全球化退潮的风险，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关注。美国货币史学家詹姆斯在美国9·11事件发生前几天出版了一部题为《全球化终结》的著作，他在书中分析了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全球化退潮的发生过程及其原因，并提出当前全球化退潮的可能性。
　　根据詹姆斯的分析，全球化的退潮是根源于全球化浪潮上升期所形成的结构和制度。我认为，当前经济全球化退潮的风险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其一是美国经济可能的转型与世界经济从不平衡到再平衡的调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伯格斯坦今年7月在给美国国会的一份证词中指出，美国有必要将贸易赤字从目前超过GDP6%的水平降低到3%，以维持美元的稳定。另外，美元作为当前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结算货币，其内在的不稳定性也将阻碍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最近欧佩克宣布减少原油的生产，美元风险和美国国债市场泡沫破灭的风险不能不是一个所考虑的重要因素。
　　其二是发达国家因老龄化与技术周期下行面临长期衰退的风险。美国某个战略研究所认为，美国目前正处在技术创新衰减期，下一轮技术创新高潮将在2020年以后发生。而投资预测家登特则指出，发达国家因人口出生率的放慢和技术周期下行，将在2010-2022年出现与上世纪30年代相提并论的大萧条。他提出一个需要人们严肃考虑的问题，即如何为从2010年开始的大萧条做准备。我们对这次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和中长期萧条的可能性要有足够的关注和心理准备。
　　其三，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国内贫富两极分化的政治压力极易诱发贸易战，导致全球范围贸易保护主义的复兴。美国研究国际大都市的著名社会学家莎森指出，发达国家制造业曾经的高速增长提高了这些国家的工资待遇，减小了社会的不平等；但是制造业的外移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则通过创造满足高收入阶层在居住区和商务区的生活和工作需要的低薪就业岗位、通过制造业的“降级”引起劳资关系的重组和贫富两极分化的加深。
　　最后，在这次金融危机过程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正在加深，在世界经济周期上行阶段，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矛盾相对较小，即使存在也较容易协调，但是在世界经济周期下行阶段，经济利益冲突将会加剧，而且协调的意愿下降、困难加大。因此不排除国与国之间贸易摩擦加剧的可能性。
　　金融全球化退潮的推动因素则在于：美元信用的崩溃或慢性危机、全球最后贷款人与监管者的缺失、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缺失的门槛效应。
　　当前特别需要警惕的是美元信用的崩溃或慢性美元危机的危险。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在各国官方储备资产中美元资产占2/3。但是美元币值的稳定性则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巨大不利影响。此次金融危机期间美元的升值趋势很容易使人们产生美元很安全，美国资本市场很安全的错觉。但目前美元升值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特有现象：其一是美国金融机构出现亏损或资金链断裂的危险，促使美国金融机构海外投资的变现和资金回流以救助母公司，这种应急性的资本回流在外汇市场上推升美元汇率；其二是一些经济相对脆弱的小国受到外部金融冲击后可能面临全面的经济金融危机，利率存在比较大的下调空间，这些国家可能爆发货币危机，更可能引发本币50%-100%甚至更大幅度的贬值。因此从规避风险的角度看，美国国债市场可能是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避风港。但是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平息和全球市场的信心恢复，美元可能将面临更大的贬值压力。
　　美国国债价格下跌和美元币值贬值的双重预期将导致两者之间下行的恶性循环。就如出口企业在美国银行和企业信用崩溃下自动停止出口一样，在美元信用崩溃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各贸易顺差国也会尽可能减少贸易顺差以避免投资美国资本市场的巨大风险。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波森最近撰文指出，美国在安全、贸易甚至文化事务中的全球政治领导地位对美元在货币领域里的用途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未来欧元仍无法与美元匹敌。但是波森强调，“全球货币体系的分崩离析更可能出现在美元的失灵，而不是顺利地转向一种能够与美元匹敌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那会减少货币区之间货币兑换的容易度，储备转向黄金和其他硬商品，而资本的跨国流动缩减。”
　　金融全球化退潮的第二个推动力来自全球金融监管这种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的一个新挑战，就是冰岛这种小国家因其跨国金融机构陷入破产而导致的国家破产风险。冰岛是一个30多万人口的小国家，其规模最大的一家商业银行的资产高达该国GDP的9倍以上。当这家金融机构陷入破产境地时，因政府无法救助，国内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关系陷入一片混乱。这个新型挑战提出了在全球范围提供有效金融监管和最后贷款人救助的国际公共产品的问题。可供选择的方案是拓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让其承担全球金融监管和全球最后贷款人职责。但是充当最后贷款人要求具有像各国中央银行一样发行货币的特权以保证其救助的资金来源，这在现实中尚不具有可行性。因此，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就是对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化发展进行限制。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全球化经营是金融全球化的直接推动力，而限制其全球化经营将直接导致金融全球化的退潮。
　　金融全球化退潮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原罪”，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结构性缺陷：缺乏长期的信用基础或健全的长期资本市场。发展中国家就整体而言，在保护私有产权的立法、司法和执法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市场信用制度等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的建设方面，是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整体而言尚不具备良好的长期投资的制度环境。这被新华盛顿共识称之为金融全球化增进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门槛效应。当这些制度条件不具备的时候，跨国资本流动日益体现出证券化的全球组合投资特征，短期逐利的投机性不断上升。这种“割羊毛”性质的短期资本流动导致财富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移，导致发展中国家泡沫生成和破灭的金融危机的频发。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合理选择是放慢资本市场的开放或顶着发达国家的压力重启外汇管制政策，以便留出时间和空间用于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的建设。
　　反危机保增长要找准突破口
　　保增长作为政策目标，其最终的目的在于保就业。也就是说，反危机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是通过刺激需求，消化过剩产能，以避免过大的失业压力，同时各级政府需要通过失业救助，实现社会经济稳定。
　　当前中国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一是由于外部和内部需求的下降，出现一定的制造业产能过剩和失业问题；二是接近2万亿美元的国家主权财富面临慢性美元危机或美元贬值与美国国债市场崩溃的双重风险；三是当前短期的反危机政策如何与中长期经济转型的战略举措协调和配合，从而既化解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又能应对后危机时代全球化退潮的风险；四是中国经济转型如何推进，突破口和抓手何在。下面我想就后两个问题作简要的分析。
　　我国政府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保增长”的反危机政策目标。我个人的理解是，保增长作为政策目标，其最终的目的在于保就业。也就是反危机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是通过刺激需求，消化过剩产能，以避免过大的失业压力；同时各级政府需要通过失业救助，实现社会经济稳定。
　　中国经济转型的政策着力点，则需要在总需求结构方面实现从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制造业结构调整方面，在实现产能的消化和收缩的同时，实现产业升级；同时需要大力发展具有劳动密集型、资源低消耗、环境低污染的消费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我认为，两类政策兼容或重叠的部分应成为当前反危机和促转型的政策突破口。具体而言，就是要启动消费，通过产业组织重构实现制造业产业增值链的整体本土化，促进服务业发展。
　　突破口一，启动消费。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看，消费的启动可运用于五大杠杆：促进就业与工作收入的增长；扩大公共产品的供给（医疗、教育、社保、住房、水电煤交通等公用事业）；拓展消费服务的供给；加强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的发放；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前两项可通过政府财政和税收政策的运用予以推动。其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政府投资也应着眼于长期就业岗位的创造。高速公路和机场的建设通常占用大量可耕地面积，永久释放剩余劳动力，其创造的就业机会是暂时的，就业弹性十分有限。特别需要避免民营经济不发达地区公路无车跑和机场无飞机起落的盲目无效投资。后三项可以通过金融业的发展予以促进。但是仍应注意消费信贷的发放应与居民长期的还本付息能力相适应。
　　突破口二，产业升级。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存在两个重大的问题：一是产业组织存在扭曲，即竞争性行业的无序竞争与垄断行业的行政垄断性质；二是作为全球制造工厂的国际分工地位，被固定在制造加工的产业增值链低端。
　　我在此提出通过产业组织重构实现产业增值链整体本土化的战略思路。这个思路由四部分构成：1、加快竞争性产业的并购与重组，这需要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提供更多并购融资，也需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2、行政垄断产业国有企业分公司的分拆与出让，实现产业链制造加工环境从企业组织内部转移到组织外部，促进市场化协作分工体系的形成，原国有集团公司则重点向研发、品牌培育、销售渠道建设和售后服务等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3、全面促进国有大企业与民营中小企业的分工协作关系的发展，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双赢。4、在技术创新方面实施两条腿走路的战略：一方面集国家资本之实力在制造业的关键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另一方面加快发展风险资本市场促进民间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快速成长。
　　突破口三，促进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业的发展在经济转型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和作用。各级政府应放到突出的位置予以重视。这是因为：消费服务业的发展体现以人为本发展理念和目标的实现，具有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长期增长潜力的深远意义。消费服务业发展可谓空间无限，而制造业的发展空间则相对有限。另外，大多数服务业的发展体现出资源的比较优势，具有劳动密集型、资源低消耗和环境低污染的特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则意味着社会分工的扩大，特别是现代金融业的发展、投资咨询等企业管理决策的外包以及物流业的发展对于社会经济效率的提升具有重大战略作用。
　　在服务业的发展方面有三个重大课题需要研究：如何发展消费或零售服务业？如何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如何在现代服务业创造低端就业岗位？这里我只讨论消费服务业如何发展的问题。
　　消费服务业包括“衣食住行医、教科文体娱”十大领域。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供给抑制需求。比如服装，人们历来将它看作是物质消费。但是前几年有服装公司高管告诉我，中国一条丝巾贴上一个法国名牌卖1000元人民币，拿掉这个牌子只能卖10元人民币。这里人们花990元买的是什么呢？满足他们什么样的需求呢？显然人们买的是附在丝巾上满足人们精神、文化和社会需要的某种东西。它可称为“非物质的服务”。这个案例对中国整体制造业有巨大的借鉴意义。我们的制造业通过降低成本向下发展的竞争战略几乎毫无空间，因为8元钱能买得起丝巾的消费者几乎10元也都买得起，降价不可能再扩大需求；相反，通过增加制成品的技术和服务含量可能就有99倍的发展空间！
　　此外，消费服务业发展的障碍还在于：相关市场准入制度和生产组织方式相对落后，从而不适应其生产、销售和消费三位一体特征所提出的个性化和人性化要求；专业人才缺乏以及人口过度分散居住的状况，导致的各类消费服务由于缺乏规模经济效益而不能作为产业来发展。
　　当前消费服务业可以重点突破的领域在于：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廉租房建设配套服务、家政的个性化社会化服务，以及市场细分的文化娱乐产业。
　　举例来说，据美国专家的估算，女性作为家庭主妇的工作其市场年薪应该在十几万美元，相当于一般白领女性年薪的2-3倍。现阶段让女性回归家庭的可能性不大。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家政从业人员的信用和技术瓶颈无法适应各类家庭的个性化需要。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发展专业化细分的公司制服务供给呢？通过吸收制造业释放的失业人员，进行专业化技术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为他们提供各种社会保障，家政公司派出员工为家庭提供专业化服务，并将相关增加值纳入GDP统计。政府需要做的是取消市场准入限制，通过免税、财政补贴、贴息、担保等优惠政策和象征性参股等方式给予服务业各类中小企业以支持，促进其快速发展。
　　（演讲时间：2008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