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业革命以来，最为突出的世界历史进程就是全球化。跨国公司、资本流动、自由贸易以及全球性生产分工，使全球的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空前加快，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全球化对全球劳动力市场的组成和运行产生着深刻影响。

　　国际劳工组织认为，非正规就业不仅包括非正规部门中的就业，也包括正规部门中的各种非标准化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在传统的规范性、标准化的适应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就业形态之外的各种经济活动的类型和形态，都属于非正规就业。有数据表明，非洲非农就业的80%，城市就业的60%以上和新增就业的90%是非正规就业，而印度整个国家的非正规就业更占到了总就业的93%以上。在我国，城镇中非正规就业的比重据估计也已达到59—65%的水平。全球化的力量是全球范围内非正规就业不断发展的一个驱动者，甚至可以认为，非正规就业是与全球化力量的扩展相伴随而发展的。

　　世界经济的高度流动性和竞争性，使得产品市场、商品市场更新换代加快，客户的需求越来越小规模和个性化。为此，企业必须寻求一种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能不断顺应市场需求的生产组织方式。这种生产模式，对劳动者来说也就是“非正规就业”模式，在劳动用工方面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弹性化”，即大量采用“非正规雇佣”或“弹性用工”取代雇佣大量固定工的传统工作方式。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通过全球产业分工和生产链条的组合方式，来实现跨国资本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市场的整合。发达国家本国的劳动力成本较高，资本不断外流，许多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低劳动力成本国家转移，不断细分的生产分工和业务外包也随之迅速发展。通过把一些非核心、不擅长的或低附加值的相关业务外包给其他国家的企业，跨国公司用订单直接掌控各国、各地区的生产商和代理商；而各地的生产商则直接控制着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生产线和工人；具体的生产工厂还会延伸出更为复杂的转包生产关系，如接单工人在生产旺季时通常会把订单外发到其他工厂或家庭作坊。这样的行为无疑为企业节省了宝贵的时间精力与管理成本，但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及其国民成为嵌入生产体系末梢的“看不见的企业”（家庭工厂），和看不见的工人（没有登记和没有合同的从业者），客观上为非正规部门及从业者提供了滋生与发展的机会。

　　经济全球化下的非正规就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国家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和发挥的作用存在很大差异。在发达国家中，非正规就业往往是规范的和被登录的，也基本上有工会的保护，有稳定的社会保障、存在必要的就业管理。而从总体上说，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就业似乎更多地被用来描述这些国家的贫困、低社会保护、血汗工厂、非制度化管理等等的特征。

　　客观地看，中国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表现出了相当大程度的繁荣，但中国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就业的发展，也具有强烈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非正规就业已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形式。事实上，我国的产业结构还主要处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的低端环节。利润率水平较低，使企业对提高劳动标准、改善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性缺乏动力和能力。如果说处于全球产业链高端的经济部门通过经济的非正规性和灵活性来获得额外的利益，由于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非正规就业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降低了劳动者的总体福利，并对公共环境和公共积累带来负面影响。

　　然而，为了避免全球化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不利影响，固步自封和仇视全球化等保守主义情绪也是不可取的。劳动力市场非正规性强化的症结其实不是全球化，而是自身在全球化体系中的地位。当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能转变得更快，在全球价值体系中处于更高的位置，我们也就越能够获得全球化的好处，也就越能通过就业的非正规性为经济发展创造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看，全球化对非正规就业可能更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推动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就业发展的同时，也包含着一定的促进劳动标准的全球认同，和促进劳动力市场合理化的内在机制。因此我们更需要认真思考，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利用和适应全球化的体制和机制，来实现优化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和促进经济发展双重性目标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