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粮价暴涨，国内粮价上涨势头近期也有加速趋势。对于国人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平均占比达33%以上的国家而言，粮价上涨给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困难，特别是对低收入群体生活影响更大。2008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粮价上涨幅度远远高于中国，但是由于发达国家恩格尔系数小，食品支出占居民消费比重较低，高粮价并没有对CPI造成多大压力。比如美国第一季度CPI为4.1%，加拿大为2%左右，欧元区国家为3.5%，均远小于中国的8%。因此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结构相对能够容忍较高的食品价格，而对于中国来说，粮价的上涨则给CPI构成了直接压力，这也是政府高度重视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国际粮价上涨有着实实在在的短缺因素，也就是说粮食储备不多了，供给出现困难。根据美国农业部4月9日最新发布的数据，2007/2008年度的世界小麦库消比为18%，除掉中国，国际小麦的库消比更低，为14%。也就是说，除掉中国之外的国际小麦库存仅够维持50天的消费，库消比达到历史低点。2007/2008年度的世界大米库消比也为18%，除掉中国因素，国际大米的库消比下降更厉害，为13%，库存仅够维持47天的消费。这也是近期大米危机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在全球有近一半人口以大米为主食的情况下，脆弱的大米库存足以导致一场粮食危机。

　　如果说国际粮价上涨的主导因素在于供给短缺，国内粮价上涨原因显然不在于此，因为相比较于国际市场，中国的粮食供给还是相当充足的。据4月27日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透露，目前中国政府、企业和农户的全部储粮有2.5亿吨，约占全国全年粮食消费一半左右，比起全世界粮食库存占年消费的比重17%要高出一倍以上。国家粮食局副局长曾丽瑛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国有粮企现有库存可以满足一年多销售。更早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在国内外公开场合表示，中国粮食库存充足，不存在粮食供给不足的问题。国际上对中国的高粮食库存表示认可，美国农业部4月9日的报告预测中国2007/2008年度的小麦、大米、玉米的库消比分别为39%，30%，20%，虽然低于国内的估计，但是仍然大大高出国际平均水平。

　　充足的库存反映在价格上就是国内粮价的涨幅明显低于国际涨幅。与国际市场相比，国内粮价的上涨可以说是温和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合理的。

　　但是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那就是恩格尔系数较高，对粮价的上涨容忍度较低。粮价上涨容易让人联想起短缺、饥荒，毕竟我们告别象征粮食短缺的粮票年代不过十余年时间。在许多中老年人的记忆里，饥饿是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这部分人和低收入群体对粮价的上涨格外敏感，因此粮价的持续上涨不但直接加重居民的消费支出，同时也会诱发一定程度的抢购和囤积，加剧粮价上涨的压力，从而引发恶性循环。抑制通货膨胀，关键在于抑制通胀预期。正是基于稳定消费者的通胀预期，政府在各种场合纷纷表示国内库存充裕，供应充足，从而抑制非理性需求。但是在供应充足的情况下，如果价格还在继续上涨，那么也还是会诱发消费者的抢购囤积行为。因此归结到底，稳定粮价上涨预期，还得稳定粮食价格。

　　不得不承认，稳定粮价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提法。本轮粮价的持续上涨始于2006年底，时间跨度拉大的话，可以认为始于2003年底。自粮价上涨以来，政府就一直提要“稳定粮价”，而很少提要“抑制粮价”。因为在政府看来，粮价的涨跌与否直接关乎两个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为粮食生产者的农民和广大低收入粮食消费者。单纯在粮价上做文章，必然会损害其中一方的利益。但是难道就没有在旗帜鲜明地反对粮价过快上涨的同时，保证不伤害或者少伤害农民的利益的办法吗？笔者认为，只要转变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的。实际上，我们在讨论粮价时，仅仅是一个笼统的提法，而没有做一个清晰的区分。粮食价格可分为粮食生产价格和粮食消费价格。粮食生产价格简单来说就是农民出售的原粮价格，粮食消费价格就是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的成品粮价格。前者直接关系农民的利益，后者才直接影响普通的粮食消费者。

　　政府要调控的显然是粮食消费价格的过快上涨，那么做到稳定粮价的同时不伤农就演变成抑制消费价格快速上涨，同时保持粮食生产价格的基本稳定。粮食由原粮转化为成品粮，中间需要经过收购、储存、贸易、加工、运输、零售等诸多中间环节，如果能有效减少中间环节的费用，那么在不压低原粮价格即粮食生产价格的情况下，就可以降低粮食消费价格。

　　那么中间环节费用还有多少泡沫可挤呢？

　　就中间的运输物流环节而言，据国家发改委2007年8月《粮食现代物流发展规划》透露，“目前我粮食从产区到销区的物流成本占粮食销售价格的20%-30%，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左右；东北地区的粮食运往南方销区一般需要20天到30天，为发达国家同等运距所需时间的2倍以上。由于运输方式落后，每年损失粮食800万吨”。可见我国的粮食物流运输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物流成本是粮食消费价格中除粮食生产价格成本之外最主要的成本，如果能有效降低物流成本，那么粮食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就可以明显减轻。目前国内粮食消费价格同比上涨约20%，如果物流成本能降低一半，那么价格也就仅上涨10%，幅度将会明显小很多。

　　在粮价上涨时期，粮食中间贸易商往往能获得超额利润。一些贸易商倾向于通过囤积粮食、降低销售进度来赚取粮价上涨带来的超额利润。如何打击这种行为？简单的行政命令显然是不合适的，况且粮食中间贸易商数量庞大，行政部门难以监管到位。可以采取市场化的手段，抽紧银根，降低流动性，控制信用规模，加速银行贷款回笼。当资金紧张之时，中间商即使想通过囤积延缓销售进度来兑现涨价预期，也会由于缺乏资金面的支持，有所收敛。

　　我们知道国家今年两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一方面是想借此向农民发出鼓励生产信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稳定粮食生产价格。但是最低收购价政策本身是被动的，如果下半年新粮上市价格高于公布的最低收购价，那么该政策就不能启动。2008年粮食生产价格的继续上升意味着下半年的粮食消费价格将会继续上升，那么稳定粮价仍将面临很大的压力。如果下半年国家采取加大抛售储备粮的方式来平抑粮价上涨，那么又会存在和农民竞争卖粮的问题，似乎又与保护农民利益背道而驰。

　　如何走出这种两难困境？依笔者之见，国家应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控。所谓最低收购价就是政府所能容忍的最低粮食生产价格，也就是说如果到时候粮价在最低收购价之上运行，国家是有理由根据需要来调控粮价的，前提是只要保持粮价不低于最低收购价就行了。这样一来对农民是不公平的。假设今年早稻的合理价格是95元/50公斤，现在政府定的最低收购价是77元/50公斤。如果下半年早稻真正的市场收购价就是95元/50公斤，这个价格由于已经比去年高出不少，并且也高出政府定的最低收购价，政府有可能认为这样的价格偏高，从而出手进行调控。假设调控的结果使价格回落到85元/50公斤，得到政府认可。但是此时的价格农民却是不能“容忍”的，因为此时价格虽然比去年高了，但是由于成本同比提高，收益反而下降。调控的结果是农民的正常利益受损，然而政府却不一定能察觉。

　　如果政府觉得“合理价格水平”太高，会给下半年的通胀带来压力，那么政府所要做的不是压制合理的诉求，而是应该积极主动地将“合理价格水平”降下来，即采取“疏”而不是“堵”的策略。更务实的举措就是切实降低粮食生产成本，粮食生产成本降下来了，那么“合理的价格水平”也就降下来了。而粮食生产成本的上升是和整体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局限于粮食生产本身。写到这里，笔者仍然坚持认为，在库存充裕的情况下发生的粮价上涨本质上是流动性过剩、物价上涨过快的结果，而不是其他原因。上世纪90年代初的粮价暴涨，当时国内粮食供求并不紧张，真正的原因是货币发行过多（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流动性泛滥所致），货币的快速贬值推动了粮价的迅速上涨。此次粮价上涨，货币发行过多也难脱干系。根据央行网站公开的统计数据，2008年3月份的M1（狭义的货币供给）存量是150867亿元，一年前同期数据是127881亿元，两年前同期数据是106737亿元，三年前同期数据是94743亿元，四年前同期数据是85816亿元，货币发行增长速度依次为10.4%，12.7%，19.8%，18.0%，目前在经济体中活跃的M1几乎是4年前的2倍，显然4年间M1的需求不可能翻番。货币供给速度超过货币需求速度，必然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

　　因此，政府稳定粮价需要更宏观的视角，这样才可以做到在稳定粮价的同时，农民的利益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

　　（作者：胡锋 单位：广东省华南粮食交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