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山面河的洛口村，如今交通十分不便，背后的山是道阻隔，面前的河也是道阻隔。只有山与河之间的一条小路，将村子与世界相连。闭塞的洛口村经济也较落后，如今还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
　　其实洛口村距离现代交通主干线并不远，陇海铁路和连霍高速公路都在村后山上通过，甚至占用了村里的土地，但这两条主干线高高在上，火车、汽车呼啸而过，对这个小小的村庄不屑一顾。
　　在隋唐时代，洛口的交通位置却不是这么尴尬，那时黄河不是阻隔，而是通途，随着大运河横空出世，洛口获得了举足轻重的交通枢纽地位。
　　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运河。有人说，大运河和长城，是中国人在大地上刻画的两条线，长城是一撇，运河是一捺，在中华大地上组成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字。全长2700余公里的大运河，将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连接成一个庞大无比的运输网络，对促进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而在大运河初具雏形之时，人们不经意地发现，洛口成了这个庞大水运网的中枢。
　　公元605年，隋炀帝即位不久，就下令建都洛阳，同时下令开凿大运河。大运河以洛阳为起点，经洛河入黄河，然后分两路开凿，向南终点为余杭（今杭州），向北终点为涿州（今北京），如此一来，洛口就坐落在了大运河最为重要的三岔路口上。
　　在大运河开凿的第二年，隋朝就开始在洛口兴建粮仓。这个仓规模巨大，为当时天下第一，从今天洛口村到七里铺村，十多里的范围，共兴建粮仓3000个，每个仓可容8000石粮食。这样规模的粮仓，肯定不是为了供应当地消费，甚至也不是为百里之外的首都洛阳贮备的，因为洛阳附近另有回洛仓、河阳仓两座大粮仓。显然，大运河的设计者在三岔口摆上这么一座超级大粮仓，是要让其作为调剂东西南北的物流中心。
　　洛口仓如一座大容量的水库，各地的漕粮，通过庞大的水运网络，如水流般在这里蓄积，使洛口成为天下瞩目的所在。
　　隋代运河中枢洛阳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这是唐代诗人皮日休的《汴河怀古》。
　　隋炀帝名声不好，但古往今来试图对他进行重新评价的不乏其人，大都认为他虽然十分胡闹，可也十分能干事儿。用时下的话说，他是那种虽腐败却能干事儿，干大事儿的官儿；比那些光腐败不会干事儿，或者不腐败也干不出啥名堂的官儿好太多了。而皮日休的这首诗，甚至将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功绩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
　　中国的主要河流都是自西向东，穿越崇山峻岭，一泻千里，东走大海。大运河的开凿，贯通了南北内陆交通，弥补了自然河流的不足，自开凿后，大运河“船舶往来，商旅辐辏”，“舟行如梭，不舍昼夜”，成为连接大中国的生命线。从隋到清，1000多年的时间，历朝历代都把维护运河通航作为国家要务，这条人工河成为江山一统的重要保证。
　　中国开凿运河的历史，从春秋时代的吴王夫差就开始了。到隋朝时，全国重新归于一统，当时，掌控天下财赋，保证首都人口和全国军队的粮食供应，是中央政府最为重要的事务，而这些事情，都需要仰仗漕运。不仅在隋朝，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大一统王朝，漕运都是关乎国计民生、关乎王朝生存的命脉，大运河的主要使命，就是漕运。
　　隋初，政府利用黄河、渭水等天然河流进行漕运，可是天然河道未经整治，很多地方沙多流浅、绕道迂曲、水位无常，经常造成漕运的阻塞停滞。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隋王朝就下令开凿广通渠，该渠自大兴城（今西安市）西引渭水，东至潼关入黄河，全程三百余里，代替渭水进行漕运。开皇七年，由于平陈战争的需要，隋王朝又修凿自山阳（今江苏淮安）至江都（今扬州市）的山阳渎，沟通淮河与长江。
　　公元605年，不安分而富有想象力的隋炀帝即位，不久下令迁都洛阳，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隋炀帝能在洛阳大展拳脚，与他老爹隋文帝打下的底子有极大的关系。隋文帝杨坚在位20多年，他励精图治，使隋朝迅速强大繁荣起来。面对天下初定、百废待兴的局面，隋文帝施展雄才大略，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国家政权稳固、社会安定、户口锐长、耕地速增、积蓄充盈、文化发展、甲兵强锐。后人将他的治绩称为“开皇之治”。
　　有了老爹奠定的家底儿，隋炀帝即位后，一面大举营建洛阳城，一面大手笔规划大运河。他任用伟大的工程专家宇文恺，先开凿通济渠以打通黄河、淮河的联系。这个工程以洛阳为起点，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出洛阳城东流至偃师西入洛，经洛河入黄河，再由板渚（今荥阳汜水镇东三十里）引黄河水东南流至盱眙县（今江苏盱眙县）对岸入淮。这段运河在唐宋时改称汴河，一直是南北交通的主要干道，在历史上大大的有名。
　　三年后，为用兵辽东，隋炀帝下令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北达涿郡（今北京）。随后，隋王朝又疏浚修整山阳渎（改称邗沟），开凿自京口（今镇江）至余杭（今杭州市）的江南河，以连接长江与钱塘江。这样，在隋文帝的基础上，隋炀帝用短短五六年时间，就完成了大运河的构建，形成西抵长安，北达涿郡，南至余杭，沟通黄河、长江、淮河、海河、钱塘江五大水系，覆盖半个中国的水运交通网。
　　大运河完工后，首都洛阳成为全国交通的中枢，史书说，洛阳“沟通江、汉之漕，控引河、淇（指永济渠）之运”。东西南北的国家物资，都是以洛阳作为枢纽完成调运的。如隋唐两代多次用兵辽东，都是从洛阳调集粮食和军用物资，通过永济渠运送，一时间，运河上“舳舻相次千余里……填咽于道”。而洛阳的中枢作用，又是通过洛口仓这个物流中心实现的。
　　天下粮仓河南居多
　　洛口仓兴建于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也就是开凿通济渠的第二年。
　　在此之前，隋文帝已经在天下兴建了诸多的粮仓，这些数量众多的粮仓分为两类，即官仓和义仓。义仓又称社仓，设置于乡间，其储量由百姓捐纳，饥荒年间用以赈济灾民。百姓和军人均可捐出适当粮食，存入本地社仓由专人保管，国家规定有农户捐粮的标准：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社仓制度，形成一种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官仓的设置，则主要是为了增加全国漕运的效率。原来全国各州都直接向首都输送漕粮，效率低下，也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隋文帝下令改为集中和分段运输的办法，在黄河沿岸设置一些大型粮仓，把关东各州的漕粮集中在仓内，然后利用黄河和广通渠运往关中。
　　当时天下有四大官仓，都在黄河沿岸，即洛州（今洛阳）的河阳仓，陕州（今三门峡市西旧陕县）的常平仓，华州（今陕西华阴）的广通仓，卫州的黎阳仓（在今浚县）。四大粮仓中，三个在今河南境内，可见当时河南在全国交通网络中的地位。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邹逸麟先生研究，这三座大粮仓都兴建于隋文帝开皇三年，在隋朝初年的漕运和财政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邹逸麟先生认为，河阳仓在今偃师境内的邙山上，这里地势高燥，适合修建粮仓，这个仓是为从洛口转运粮食入洛阳城而设。黎阳仓是黄河之北唯一的大粮仓，其位置在今浚县大？山麓。当时黎阳东临黄河，是重要的黄河渡口，交通已称便利，而后来开凿的永济渠也是从黎阳西边经过，使黎阳仓的地位更为重要。隋唐时期，黄河之北各州征收的粮食，都先集中在这里，然后沿黄河或者永济渠运往洛阳、长安；而当朝廷用兵东北之时，则先在这里储备粮食，然后由此运往辽东。宋人张舜民曾写道：“予尝登大？，仓窖仍存，各容数十万，遍布一山之上。”可见直到宋代，人们还可以感受到黎阳仓庞大的规模。
　　常平仓位于陕州（今三门峡市西旧陕县）西南四里，这里地势高平，所以又叫做太原仓。这个仓的设置，与三门峡砥柱天险有着密切关系。自洛阳以西至三门峡的那段黄河，在北岸中条山脉、南岸？山山脉的约束下，河身在峡谷之中穿行。在今三门峡地方，河道被屹立在河中心的两个大石岛分成三股，好似黄河中的三座大门，故称为三门峡。黄河在这里不仅河道狭窄，水流湍急，而且暗礁密布，漩涡众多，行船至此，稍有不慎，就有覆舟之灾。为避开这段河流，隋唐时的漕粮或经黄河到孟津西北上岸，或经洛水到洛阳启程，经？、函山路至三门峡之西，储存在太原仓中，再经黄河、广通渠运往长安。因为这样的交通地位，常平仓自然十分重要，其仓城六里，规模庞大，也是“蓄巨万之仓”。
　　隋唐两代均定都于关中的长安，但均以洛阳为陪都，这种政治格局跟三门峡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三门之险，粮食不得不通过陆路运输，而陆运耗费极大、效率又极低，如从洛阳到太原仓的陆运分八递场，每场间隔四十里，每递用车八百辆，即便这样，八十万石至一百万石的租米，需时二月方能运毕。因三门峡造成的漕运瓶颈，洛阳与长安的物资储备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时洛阳“帑藏积累，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而长安“府库及仓，庶事实缺，皆籍洛京传输”。
　　隋唐两代，每逢关中地区有灾情，常将中央政府迁往水运方便、“舟车所会”的洛阳去。而杨广即位后，仅在长安待了三四个月，就决定营建东都洛阳，建成后即以东京为首都。武则天临朝称制后，改东都为神都，她在位二十年内，除两年居于长安外，其余时间都在洛阳。中国历史上干脆爽快、富有个性的两个皇帝都选择了洛阳，其中固然有政治原因，而交通的因素无疑也十分重要。
　　隋炀帝迁都洛阳并开凿大运河后，天下交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而因漕运需要而设的粮仓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洛口仓的异军突起。
　　天下第一粮仓应运而生
　　大运河完工后，隋王朝在沿线重要的节点设置了不少粮仓，主要用于中转漕粮。大运河长2000多公里，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不同河段的流量、含沙量以及河床特点各不相同，不可能依靠同一艘船一次运到，需要转换熟悉不同河段的船只和水工分段运输。因此就需要在沿线节点兴建粮仓，以方便转运。如此一来，“节级转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则舟无停留，而物不耗失”，运河与粮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漕运系统。
　　在大运河配套的众多粮仓中，有两个规模最大，它们就是洛口仓和回洛仓。回洛仓在洛阳城北七里，是首都洛阳的粮库；洛口仓也叫兴洛仓，位于洛河入黄河之口。在大运河新兴的庞大水运网中，洛口恰好成为三岔口，顿时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洛口仓筑有仓城，周围二十余里，“穿三千窖，每窖容八千石”，“置监官并镇兵千人守卫”。全仓储米约有二千四百万石，是隋朝最大的一个粮仓，也成为大运河最大、最重要的物流中心。东南运来的漕米，很大部分都贮藏在这里，由此往西可运往洛阳、长安；而用兵东北时，又可由此运粮渡黄河，经永济渠而运往东北。邹逸麟先生认为：“洛口仓可以说既是东都洛阳的外围粮仓，又是用兵东北的军粮转运站，在隋地位极为重要。”
　　洛口仓兴建后，原本位居四大粮仓之一的河阳仓逐渐失去价值，在隋朝末年已被废弃。
　　隋炀帝在洛口建天下第一粮仓，自然是由于这里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个选址后来出了大问题。在天下大乱之时，这个粮仓成为影响天下大局的关键所在。
　　这里曾经是洛河、黄河交汇之处，因大运河的兴修，这一带的交通位置曾经十分重要，隋王朝在这一带兴建了天下第一粮仓——洛口仓。
　　洛口村中这孔大窑据说是洛口仓城3000大仓之一，据介绍，此窑极深，从来没有村民能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