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北京奥运会开幕的前两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一份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一意见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其次是全面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建设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在此之前的7月28日，广东省则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决定》，要求“建设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的主体产业群”，希望现代服务业成为珠三角地区的主导产业。 
　　中国经济最重要和增长最强劲的两个地区都确定以现代服务业作为主导产业，是近年来中国产业转型浪潮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如果这一转型能够成功，将意味着在未来不长的时间内，会出现一个“中国服务”的时代。
　　与其说走向“中国服务”时代的历史性产业转型，是基于目前“中国制造”遭遇了历史性困境而不得不做出的应战；不如说，目前“中国制造”的历史性困境，其实是从“中国制造”时代主动走向“中国服务”时代的进程中，迟早会出现的状况。目前“中国制造”面临的几大挑战都与宏观政策的调整有关，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保护工人权利、追求社会公正有关；环保成本上升与追求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关；即使是人民币升值的政策决断，也对目前的影响有所预估，内在地包含了引导产业转型的政策意图。
　　产业调整方向已定之时，关键的问题就是，能否从一个“中国制造”时代出发，打造一个“中国服务”时代？如何可能？
　　以服务为核心的制造业升级
　　将现代服务业作为主导产业，并不意味着弃“中国制造”而取“中国服务”。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产业转型的规划来看，“服务”概念的崛起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二是在制造业升级过程中突出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变。也就是说，“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互相之间并不排斥，尤其是目前在服务业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生产性服务（主要以制造业为服务对象），连接制造业和服务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不同产业此轻彼重的区分，而在于是否有“服务”意识和“服务”精神。没有服务意识和服务精神，不仅制造类企业的升级会失去方向，服务类企业的发展也会失去灵魂，徒有其名而已。
　　近年来人们对“中国制造何处去”的讨论，经常会提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相对注重技术研发和创新。但最近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企业的技术创新如果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或者说缺乏服务意识，很容易失去方向，且不说研发成本的不合理攀升，更重要的是会错失企业发展的时机，有的甚至会遭遇灭顶之灾。近年来“服务”概念在中国制造升级的讨论中跃居核心位置，反映业界对于制造业转型的方向感越来越强。
　　深知台湾产业转型甘苦的企业家施振荣曾提出，加工贸易企业的升级转型必须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现代制造业价值链类似一条微笑型的弧线, 中间部分则是附加值很低的制造、组装，两端则是附加值高的业务,比如前端的研发、设计、材料采购和后端的品牌营销、金融和供应链管理。因此加工贸易型企业的转型方向，应该是尽力朝“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来提高附加值。
　　这一观察的始作俑者大概是管理大师德鲁克。他指出，制造业的起点并不是生产和制造产品，而是生产出服务以使顾客能充分得到来自产品的各种利益??产品制造是成本中心，服务则成为利润中心。
　　从1970年代以来西方产业发展的情况看，德鲁克指出的制造业的服务化趋势越来越强劲，西方国家对生产性服务的依赖也越来越大；生产性服务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要素，比例也越来越高。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以及生产性服务的兴起，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更为重要，那就是“服务”意识的培育。没有服务意识，不会有生产性服务的兴起，制造业也无法成功实现服务化转型。
　　“中国服务”的核心竞争力
　　“服务”对于制造业升级转型的关键意义，乃至对于所有企业经营和产业发展的关键意义，有必要回到德鲁克的经典论述那里，重新思考和理解。
　　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德鲁克重新提出“企业是什么”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我们（企业管理者）的事业是什么”。这些问题简单到很少有人记得去问，却是成功企业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企业经营最根本的问题。德鲁克认为，最成功地率先回答了这个问题的人是20世纪初担任AT&T总裁的威尔，他说，“我们的事业就是服务。”德鲁克认为，“我们的事业是什么”并不由生产者决定，也不是靠公司的名称、从事的领域来决定，而是由消费者来决定，由顾客购买商品或服务时获得满足的需求来决定。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从外向内看，时时刻刻都将顾客所见所思、所相信和所渴求的，视为客观事实，并且认真看待，但是能轻易做到这点的企业经营者并不多。
　　德鲁克对何谓企业，以及作为企业家事业的“服务”的分析，对“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的转型极具启发意义。如果说，“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劳动力、环境等方面的低成本优势，那么，“中国服务”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呢？中国制造服务化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呢？
　　德鲁克的论述的启示在于，“中国服务”要具备基本的竞争力，首先必须刷新中国企业界对“企业是什么”的看法，企业并不只是赚钱的工具，企业家的事业也不只是无限度的利益最大化，而是更好地服务消费者。这意味着“管理”的重要性，服务企业的竞争力首先决定于“以服务作为事业”的管理水平。
　　是否“中国服务”会因为管理水平相对较低而前景不太乐观？这倒未必。其实，“中国服务”仍然享有劳动力成本低等传统优势。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从“以产品为中心”到“以用户为中心”，固然意味着产业重心的转移，但这同时意味着在“服务”这一新的产业层面，“中国服务”仍然会有很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众所周知，西方服务业的劳动力成本非常高，虽然现在中国制造的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但放在服务业，这点上升就不算什么了。
　　我很乐意将北京奥运看作“中国服务”的一个漂亮开局，将北京奥运看作对“中国服务”的极好营销。好些以往对中国颇为挑剔的西方记者，也对北京奥运的服务质量加以称赞。同样的服务质量，北京奥运在人力方面的人均开支会相对较低，“中国服务”可谓价廉物美。“中国服务”的另一优势则在于，中国人热情好客，待人和善，对于“中国服务”的未来而言，这一文化优势自然也极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