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朝中叶至今的500余年间，至少有400年的时间，虽然就湖南发展水平就整体而言难以与长三角、珠三角抗衡，但长三角、珠三角乃至京城等地，都少不了湖南人的“身影”？所以，对于如今的湖南，我们只能借用美国哈佛大学兰德斯教授所言：“他们曾经富裕过，但现在变穷了；他们曾经强大过，但现在衰弱了。”[1]因此，河南发展问题绝对不是“崛起”问题，而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再造”问题。
　　
　　一、湖南衰败之历史地理分析
　　
　　自从明朝中叶粮食主产区移到长江中游平原后，谚语“湖广熟、天下足”也就替代了“苏常熟、天下足”，与此同时，居湘江中游的长沙就成为了中国重要的米市，又因米市的发达，进而又带动了其他商业的繁荣，使得长沙成为了湖南的经济中心。在区位条件上，长江中游重要支流湘江流淌地区构成了湖南主要区域。
　　
　　湖南因东、南、西三面有山，北面有江、有湖，使之与其他省份分开，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湖南湘、资、沅、澧四水，唯发源于岭南的湘水最长、流域面积最广，故湖南简称为湘；长沙地处湘水中游，有舟楫之利，且盛产粮食和有制造青铜器所需的铅矿，加上地处中原通向“百越”之“咽喉”，故长沙自春秋战国时起就成为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湖南有较深的文化底蕴，岳麓书院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湘民又有好武之风，因此，19世纪中叶至今，又文又武的湘人自然成为时代的风云人物。但同时，又由于长沙成为各方争夺之地，自然遭受战争的摧残也最多，从而使得各方商人不得不远离曾为四大米市之一的长沙。20世纪50、60、70年代的湖南，中央政府并没有少关照，一些国家级项目起先都考虑落户于湖南，但当时湖南政府想到的是负担，因此，后来中国二汽集团、中国科技大学等落户到了湖北、安徽，只有国防科技大学落户到了湖南长沙。20世纪后20年，湖南尽管也在发展，且民营企业发展颇具规模，如工程机械、大型室内空调等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但无奈邻省广东经济发展更快，结果湖南成了广东经济发展的民工输出地和粮食、生猪等农副产品的输出地。当然，目前的湖南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并不是没有自己的优势产业，很不经意的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了全国“领头羊”，出版、广播电视、动漫等已在全国颇具影响。目前长株潭核心地位已在湖南确立，但除了长株潭，湖南似乎没有“二传手”，一些地级市本身问题很大，如矿业城市面临资源枯竭，岳阳的石化企业原料运输成本远比沿海企业为高，娄底、邵阳的军工企业大多面临关闭、外迁等。
　　
　　江河对古代先民来说，一有取水之便，二有舟楫之利。对于湖南水源丰沛地区而言，中国幅员辽阔，南北、东西所产货物各异，而最经济的长途运输方式莫不是水运，因此，湖南的城市自然旁江而筑，重要的江河汇集之地和码头渡口之处则成了重要水陆交通枢纽而成为南北、东西货物汇集之地，进而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古代城市形成，一为军事政治需要，如都城、府城和边防要塞之城；二为交通要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三为在中心城市周边发展的以贸易、手工业等为主的“附郭草市”（近似当代大城市周边的“卫星城”）。就湖南而言，古代城市主要为府城和交通要冲城市。但到了近代，一方面，交通方式和交通线路发生了根本，导致了一些城市经济地位的变化；另一方面，工业成了城市经济发展的首选，一些城市因发现工业发展所需矿产或布局了一些新的工业项目使得城市性质发生了变化；除此之外，也有些城市则由于政治地位发生变化而出现城市性质变化。
　　
　　站在宏观区位变化背景下，考察湖南的发展，应该说，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湖南衰败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一方面，随着交通方式的改变和中国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的向沿海地区移动，湖南枢纽城市的重要性在减弱，不论公路运输、铁路运输，还是航空运输，许多城市由经停城市、始发城市变为过境城市；另一方面，中国政治中心的空间移动、自然环境的变化和战争的破坏，又屡次破坏了湖南商业城市经济文化的沉淀，使得湖南商业文化发生了多次“断层”。
　　
　　二、湖南目前主要问题
　　
　　湖南十年前对标省份是福建，现在对标省份是湖北。过去比福建，因为起步相近，但由于福建为侨乡，有港口，对外联系方便，结果福建成为改革开放受益最大的省份之一，湖南比福建，也变得越来越没有信心；现在比湖北，尽管武汉基础好、大企业多，但湖北为邻居，更加可以学，因此，湖南比湖北，越比越有劲。据统计，1996年湖南GDP为湖北的85.43%，2005年湖南GDP则为湖北的99.83%，且长株潭GDP达到了2412.6亿元，首次超过了武汉（2238亿元）。目前，湖南优势产业体现在原材料、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等领域；优势区域为以长珠潭为核心的京广经济走廊；另外，在区位上，湖南还体现与广东相邻优势。但湖南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一是原材料工业为规模经济产业，而湖南除了个别矿产资源具有绝对优势外，但部分原材料产业存在资源不足等问题，有些产业由于资源的不足，例石油化工等，反倒成了湖南经济发展的包袱；二是湖南追求规模经济产业企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衡量，大部分不具有竞争优势，如钢铁、汽车等产业，在国内细分市场上有一定优势，但在全球市场不具有竞争优势；三是湖南长株潭具有成为大城市群的潜力，但目前则受行政管理体制所困，还很难如武汉三镇真正实现经济一体化；四是湖南地级城市大多经济实力不强，以少数工矿企业支撑整个城市发展，难以起到带动县、乡发展目的；五是湖南与广东相邻，既有优势，但也有劣势，其劣势体现在相当部分人对湖南经济发展不自信，因而选择他乡择业，结果造成大量人才外流。
　　
　　另外，湖南还存在与其他中部地区相同的共性问题，这些共性问题突出表现为：一是第二产业所占国民经济比重最高，但就业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而目前第二产业又很难吸收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二是县域经济不发达，广大农民只能选择外出打工来实现提高收入水平，农民候鸟式的生活、工作方式，不利于湖南本土经济发展，也难以实现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三是湖南有相当部分城市为工矿城市，这些工矿城市大多先有企业，后有城市，地改市形成的“小马拉大车”格局，使得这些城市不能带动所在区域经济发展，另外，又由于面临资源枯竭等问题，普遍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四是湖南普遍观念还停留在农耕时代，市场发育程度低，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五是县级行政区大小不一，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了教育、卫生等事业支出因人口的不同而不同外，行政固定支出相近，这使得各县人均行政负担苦乐不均，县、市行政区划调整已变得刻不容缓。
　　
　　三、经济全球化下的“湖南再造”之对策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是祖先遗留下来的财富；中国要作为世界强国，则要依靠我们这代乃至以后数代人的努力。如果我们哪怕有一点改进，那应该说，也是在向历史迈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得庞大中国经济主要仰仗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等狭窄区域，这使得湖南有不少人群为了生计被迫过着候鸟式生活。如何实现经济全球化下的“湖南再造”？战略上，应顺应时代潮流，进行政治、经济体制创新乃至革命；策略上，湖南应闯出一条适应自身特点，且发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当前湖南要做到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关键问题在于要营造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政治、社会管理体制。把湖南与沿海地区作对比，我们很容易发现湖南要素成本很低，具有发展经济的比较优势，但考虑交易成本后，则发现湖南总成本要高于东部地区，因此，湖南的发展关键在于降低各种社会交易成本。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看，应该说，民主社会、民主政府是社会交易成本最低的一种社会政治形态。固然，就某个较短的历史时期看，民主社会、民主政府的效率可能不如集权体制，但从长期看，成熟的民主社会、民主政府具有较强的自组织能力、自纠错能力，不容易屡犯同样的错误。
　　
　　湖南为何要建立民主社会、民主政府？一是湖南不同于沿海地区，可以依靠引进外来元素，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另外，从明朝中叶原始工业化、原始城市化、原始市场化算起，长三角、珠三角已有500余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历史和工业化、城市化历史，市场经济中断时间只有1949-1978年短短的30年，长三角、珠三角客观上流传的遗传“基因”就有市场经济“基因”。二是湖南建立民主社会、民主政府可以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因为所有的监督，只有利益相关者监督才是效率最高的监督，更何况民主社会的监督可以解决目前各种监督鞭长莫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三是湖南建立民主社会、民主政府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百姓负担过重问题，因为真正的民主社会、民主政府可以降低各种行政成本。四是数千年的历史证明，集权、专制体制解决不了湖南的发展问题，这与黄河治理如出一辙，靠“堵”只能解决一时问题，但靠“疏”，让百姓真正进入“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话说”的民主社会，才能根本上建立“和谐社会”，湖南才能不会爆发更大社会问题。由此，湖南才能自发产生自我发展元素，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2005年底有14个地级行政区、122个县级行政区，总人口6326万；在区域上，湖南经济分为以京广铁路、京珠高速公路、107国道为轴的东部7市“一点一线”地区和以207国道、枝柳铁路为轴的湘西地区两大板块。2005年“一点一线”地区GDP占了全省GDP的63.5%，其中，长珠潭三市GDP又占到全省的37.3%。在产业发展上，湖南有色金属冶炼、电力机车、工程机械等产业在全国具有较强竞争优势；另外，以电视传媒、新闻出版为核心的文化创意产业在全国具有较强影响力和竞争力。湖南未来产业发展出路在于：一是以本地资源开发为基础的有色金属产业，应延伸产业链，不求产量最大，但要以附加值最大化为目标；二是抓住中国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机会，积极支持电力机车、工程机械等企业发展；三是利用农产品资源丰富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饮料、烟草、林浆纸等产业；四是以现有优势产业为基础，大力培育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集群发展，提升县域经济实力；五是积极承接广东等沿海地区向外转移产业；五是利用长沙技术优势，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和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如利用水稻杂交技术，提升农业生产水平；六是继续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使文化创意产业在全国继续保持领先水平；七是整顿社会环境，发展旅游产业，使旅游业成为湖南与文化创意产业齐名的重点产业。湖南未来区域发展，一是大力推进长珠潭三市一体化进程，真正实现长珠潭三市无缝对接；二是湖南除了湘西自治州外，都为地级市，但多数地级市城区经济实力不强，而所辖县（市）较多，且一些地级市城区偏居一隅，这就造成湖南经济中心——长珠潭颇具规模，但其与广大农村之间，缺乏中间一环，或中间一环实力偏弱，难以起到承上启下作用，为此，要改变一些地级市“小马拉大车”局面，可划小地级市范围，选择经济实力强、交通方便的县、市，如汨罗、醴陵等，实现省计划单列，进而再把这些县、市发展成副地级市、地级市；三是对一些人口规模小、经济实力弱，且相距较近的县、市合并，或经济薄弱的县市并入到经济较为发达的县市，如津市与澧县合并，安乡、南县、华容三县合并，湘阴、平江并入汨罗等，对于合并后的县、市实现省内计划单列，或升格为副地级市、地级市；四是培育若干个湖南次省级经济中心，如岳阳、怀化、衡阳等市可作为省内区域中心城市培育，使其成为湖南重要的物流、商贸中心。
　　
　　总之，不是“东”“西”或“不东不西”的湖南，具有发展经济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部分产业先导优势和潜力巨大的市场优势，但要使得这些要素优势变为经济优势，还需要降低各种社会交易成本。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过，２１世纪将由两大力量或者说是两个基本因素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一是美国的高科技，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化对中国湖南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也是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的要求，但更为重要的是还是一场观念、制度的革命。由此，湖南真正具有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城市或区域应是那些能战胜自我，率先实现观念、制度革命的城市或区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不仅是一场科技革命，更是一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