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搬家，也是第七次搬家，是从曼哈顿搬到新泽西州。这次搬家与以往搬家的根本不同，是从城里搬到了城郊，搬进一个独立砖房 

    这砖房很大，有五百平方米，两个车库和半英亩地的花园和树林。我们一家三口，是怎么也用不完这些地方的了。朋友都说,新泽西的家是我和丈夫永远的家了，不要再搬  

    我一共搬过七次家，住过七个城市，它们是我生命中的七个转折点。 

    我第一次搬家，准确地说，离家，是1978年10月5日，那一天，我离开成都的老家去东北读书，那年，我二十一岁，以四川省英语口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带了两个大行李口袋，北上长春。在汽笛声中，我淌下许多眼泪。 

    上大学，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在学校里，所有的同学都没有父母在身边，靠自己的努力，被学校、老师和同学重视。在吉林大学校园，我第一次感到与他人平等。1977年，我也参加了高考，但因为“政审”的原因———我的养父生父都有“政治问题”，我没能被录取。当我在上大学的第一个晚上，用全部真情写下上大学的第一篇文字《感谢邓小平》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离开成都的老家，是我迈向自己生活目标的第一步，是我生活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我第二次搬家是从吉林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南开大学读研究生。当我终于装好自己七个纸箱子的书，在刺骨的寒风中排着长队，那已是1982年的1月7日。我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挑选该扔该留的东西，没想到我居然有四十多本作业本，密密麻麻地写满读书心得，读书评论，还有充满各种情调的小诗、散文和大堆没有成文的翻译稿件，我将它们一古脑儿运回成都的家中。我到南开大学报到时，只带了一个手提袋，里面简单地装着我用了3年多的一本英汉字典———这本翻破了的字典，如今放在美国东部我五百平方米的家里。 

    除了字典，我还带了一条长长的绿色全鸭绒围巾。这条围巾是我离开成都时，家里的亲属们凑钱买给我的上大学礼物，花了14元。1978年的14元，是很大一个数。我的第二次搬家，把大学留给过去，把知识留在脑里，把温情留在心里和手提袋里，然后轻松地去“学海撑船”。 

    我第三次搬家是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大学任教。这一次，我是决定将我“南开的家”永远地搬到北京，因为对于我来说，北京大学应该是我人生旅程的终点站。可我怎么也没料到，到北大仅仅5个月，我会在北大校园未名湖边晨跑时,意外地遇到美国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文学院前院长Prof.Guidoweiss，他和我交谈20分钟后对我说：“你应该去美国深造。让我来帮助你。”我去了美国，因各种原因，不想一呆就是17年！ 

    飞美国之前，我又得搬家。我决意要在北京大学度过我1985年的第一天，开始我新的生活。12月30日那天，雪花大如鹅毛，我一早在学校人事处王老师的帮助下，找到一辆半旧三轮货车，把二十多个纸箱子送上火车。我的研究生导师李宜燮教授和他夫人在南开大学校门口，碰见从火车站回来冻得口鼻发青的我，将我带回他们家。 

    我第四次搬家是从中国搬到美国，这可是一次远行。从南开搬到北大的二十多个纸箱子，有一半多还堆在我的单人床下，没开过封。把它们托运回成都，那是肯定的，但这么多箱子托运回成都，成都的家有地方装吗？我终于做出决定：烧三分之一，卖三分之一，寄回成都三分之一。 

    搬家的那天是1985年7月23日。我教的三个班的一大群学生，一早就来帮我搬家。人多，家一会儿就搬完了，然后我们坐在搬空了的红二楼靠水池的我那间原本十分温馨的小屋里，吃学生带来的小西瓜。学生十分舍我不得，相处一学期，我教了他们不少英文，读的、说的、唱的。那天，我和我的学生唱了很多歌，最后一首歌是大家唱的：《Countryroad,takemehome（乡村之路，带我回家）》，那是美国当年最流行的歌手丹佛的成名歌。 

    我第五次搬家，是1992年从美国的圣路易市搬到东部的波士顿，那是博士学业完成后，去波士顿与丈夫团聚。我带着一大卡车书和家具———这些家具要么是朋友给的，或是从旧货店买的，或是拾荒来的，在波士顿求职安家。波士顿才是第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家：女儿在波士顿哈佛大学妇产科医院出生，丈夫在波士顿，我在波士顿找到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工作。这份工作是我翻了一周的报纸，手指也翻黑了，而且还经过了七次面试才得到的。我没有商学院学位，没有银行工作经验，没有香港客户源，舒利文（Sullivan）这家美国金融企业与华尔街人力资源咨询公司，能在美国经济的冰点期———1992年，在拒绝了一百多名面试者后最终决定雇用我，现在想来，也还是奇迹。我在这家公司一干就是十年，直到今年夏天，因我那曼哈顿世界贸易大楼一号楼79楼层的办公室随“9·11”大楼被撞而消失，我再无法面对那一片心痛。后在银行客户的鼓励下,我终于决定在新泽西州创立自己的人力资源咨询公司，为中美跨国银行提供“重量级”的将才服务。 

    我的第六次搬家是在1996年初，我终于说服丈夫，自个儿先从波士顿搬去纽约，替我所在的波士顿总公司开辟纽约业务。做华尔街业务不去纽约不行，而每天或每星期往返纽约也跑不起，一趟纽约跑下来，至少三千美元。如果开一个办公室，要节省得多，但由于我给公司赚钱多，大老板一点不在意,还一个劲鼓励我该用就用，可一生节俭的我倒有些在意，为什么要浪费资金呢？我于是孤胆去了纽约，为公司在纽约“另起炉灶”，使我们公司在世贸大楼一号楼的79楼层有了新家。 

    从波士顿到纽约的这次搬家，是第一次“带家具搬迁”。丈夫在离开波士顿的那个感恩节早上，把我们的家具由搬家公司搬到纽约，然后将我们两千英尺的复合式两层楼公寓，打扫得干干净净。 

    5年后的2001年夏天，我们卖掉了在美国所拥有的第一套房子。但我们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把卖房子赚到的十万美元，立即买进了风险最大、回报看来应该最高的高科技股。我们当时想，股票市场从2000年4月中旬的5000点跌到2001年6月的2600点，还会继续跌吗？可是，到2002年12月，股市已一路跌到1400点。人算不如天算，这十万美元的高科技股票，像思科，Sun，朗讯，今天只值18000美元。 

    不过，不该我们得的，就不该我们得，股票市场是再不敢去了。为了将来的回报，输去今天的稳定，太不应该。 

    但我们仍然很爱纽约———这是一个对全世界敞开胸怀的城市。我终于没能在1999年离开美国回北大任教，再次放弃了北大校园和校园里百年老树旁那绕房而飞的灰喜鹊，这也许将是我一生的遗憾？但我已“身不由己”，有家的人，得考虑家的利益。 

    最后一次搬家，也是第七次搬家，是从曼哈顿搬到新泽西州。这次搬家与以往搬家的根本不同，是从城里搬到了城郊，搬进一个独立砖房。这砖房很大，有五百平方米，两个车库和半英亩地的花园和树林。我们一家三口，是怎么也用不完这些地方的了。朋友都说,新泽西的家是我和丈夫永远的家了，不要再搬。现在，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创作室”，或用北大出版社张副总编的话来讲，我有了一个“会馆”。他希望我不仅仅是在世界的各大机场候机室，而且能在自己的家里，在这“会馆”里，喝着清茶，写出百万字的好书。我答应他，凡是能打动我心的书，我都愿写，让我的笔将那精彩的人生和丰富的职场经验，带给那些求职途中困惑的青年或职场上功成名就的壮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