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4个月我国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加快增长，为防止经济过快下滑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保持前期经济刺激政策的成果、促进经济稳定回升，当前亟需解决好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问题，从以政府投资拉动为主向以社会投资拉动为主转换。为此，应加大政策调整和改革步伐，促进这一转换尽快实现，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一、政府投资是应对危机期间保增长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手段 
在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尤其是扩大政府投资政策的推动下，前4个月我国投资增长明显加快，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5%，比上年同期加快4.8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加快4.4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速大约32.1%，同比加快15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今年一季度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成为保增长中仅次于消费的重要力量。 
1.与政府经济刺激政策相关的领域投资明显加快 
从前4个月数据来看，与政府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密切相关的领域投资增长明显加快。一是一产投资快于城镇投资。受国家加大支农惠农政策的影响，前4个月第一产业投资增长82.1%，为同期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2.7倍；二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腿”行业投资得到进一步加强。农业、铁路(94.2%)、医疗卫生(54.2%)等领域投资增速均超过50%，大大高于30.5%的平均增速；三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增长明显快于社会投资。一季度，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速达39.3%，显著高于同期城镇投资增速，而港澳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投资分别仅增长0.3%和-1.2%。 
2.2009年扩大政府投资将拉动GDP增长1.6个百分点 
根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2009年中央拟安排公共投资9080亿元，比去年增加4850亿元。初步测算，按上年完成投资额172291亿元计算，政府投资增加4850亿将直接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1.6个百分点。这一结论与财政部的估算结果(1.5%-1.9%)比较接近。由于近年来我国投资乘数不断变小，如果按2007年的1.65估算，2009年增加公共投资4850亿将使GDP增加8027亿元，拉动GDP2.4个百分点(包括直接和间接拉动)。 
3.政府投资扭转经济下滑走势有明显作用 
由于与社会投资相比，政府投资是外生变量，可以根据经济周期迅速做出调整，尤其在经济萧条时能够弥补社会投资的不足，达到扩大社会总需求和稳定经济增长的目的。因此，在经济调整期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直接、最主动、最有效。 
二、中长期内社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于政府投资 
尽管短期内扩大政府投资对弥补社会投资不足、稳定经济增长效果显著，但财政赤字风险增大、投资效率低下等因素，决定了大幅扩大政府投资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保持前期刺激政策所取得的成果，促进经济稳定回升，亟需尽快实现由政府投资拉动为主向社会投资拉动为主的动力转换。 
1.扩大社会投资对促进经济稳定回升必不可少 
运用1978-2008年剔除价格因素后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我国资本形成、最终消费对GDP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投资每增长1%，则当年GDP增长0.42%。由此推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8%中大约4.1个百分点是由投资需求拉动的。如果我国投资每年增长10%，则我国GDP每年将增长4.2%。依此推算，2009年保持8%的GDP增长，固定资本形成增长需要保持在19%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需要在20%左右。 
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1978年的81.9%下降到2008年的27%，下降了54.9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呈逐年递增趋势，从1978年的18.1%上升到2008年的73%，提高了55.1个百分点。并且在2000年以后，社会投资超过政府投资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社会投资增加1个百分点的绝对额大大高于政府投资增加1个百分点的绝对额，因此，社会投资增长1个百分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要明显大于政府投资增长1个百分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2.长期看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小于社会投资 
除经济效益外，政府投资还有社会效益、政治因素等多种非经济目标，由于政府投资目标的多重性，加上政府投资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使得单位政府投资对GDP的带动作用要低于单位社会投资的带动作用。该结论也得到计量回归结果的验证。 
运用我国1978-2008年历史数据，将投资分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经济增长和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和劳动力进行回归。回归方程通过了协整检验，说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回归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政府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产出弹性均为正，政府资本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GDP增长0.31个百分点，社会资本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GDP增长0.38个百分点。需要指出，在回归使用的30年数据中，政府投资所占比重平均为57%，社会投资比重平均为43%，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与资本存量高度相关，回归结果说明社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大于政府投资的作用。 
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投资主体的更加多元化，社会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将更加显著。 
因此，在经济低迷时，短期内可以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代替社会投资的不足，达到刺激社会总需求和保持经济增长的目的，但从中长期来看，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小于社会投资，尤其在我国政府赤字水平和风险已经比较高的情况下扩大政府投资更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加快政策和体制机制创新，扩大社会投资，实现经济增长由政府投资拉动为主向社会投资拉动为主的动力切换，才是促进经济稳定回升的必由之路。 
三、扩大社会投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新变化 
加快经济回升、保持前期经济刺激政策的成果，迫切需要扩大社会投资。但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相比，当前我国扩大社会投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扩大社会投资既具备一些有利条件，也面临许多不利条件。 
1.不利条件 
(1)新的经济增长点不同。上次金融危机时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启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放开了房地产市场。当时住房市场的“国退民进”，使大量民间资本一涌而入，房地产快速发展一直成为多年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1998、1999年在基本建设投资迅速回落的同时，房地产开发投资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在大多数月份都明显高于总投资的增速。原因是房地产市场经过4年多的调整，价格已基本到位，市场供求关系已恢复到均衡状态。而2009年却不具备这种条件，房价仍在高位不肯回落，绝大部分需求者只能望房兴叹，商品房空置率大幅上升，占压了开发商的资金，无法用于新的投资。 
今年1-4月，全国住宅投资仅增长7.1%，足以说明这种困难局面。而且近年房地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明显提高，1998和1999年分别为13%和14%，到2007年提高到18%，2008年为17.7%，无形中又加大了房地产投资萎缩对总投资的影响。当前，房地产市场启动面临诸多困难，首先消化商品房库存至少需要2-3年时间；另外，以前实行的房地产制度被证明是不完善的，尽管国家加大了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但新的房地产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同时，汽车产业也受节能环保等政策的抑制，汽车进入普通国人家庭还存在诸多障碍。 
(2)要素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近年来国家加大执行更严格的节能环保政策，不断加强对“两高一资”产业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投资的限制，前不久国家又提高了焦炭和电解铝等特定项目的投资资本金比例，相当部分民间投资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些政策的影响；其次，经济危机强化了我国商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总体供大于求的格局，几乎所有行业都趋于生产过剩，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第三，外贸形势异常严峻，我国对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在内的所有经济体出口均受影响，一部分外向型产品转向国内市场，加剧了国内市场竞争。 
(3)市场准入方面享受不到国民待遇，投资领域依然受到限制。尽管早在2002年原国家计委发布的《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就提出逐步放宽民间投资领域。但7年时间过去了，时至今日民营资本投资在许多领域依然受到限制，尤其是金融、铁路、电信、交通、能源和港口等垄断半垄断性行业更是如此。 
(4)融资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目前我国企业融资倾向于国有大银行面向国有大企业，而民营企业需要大量投资却无法正常融资，其结果要么是民营企业虽然有好项目但得不到融资而搁浅，要么形成地下融资市场，加大融资成本。 
(5)本轮投资调整周期的时间很短，各种失调的结构调整得还很不充分。我国上一轮经济周期的高峰是在1993年。当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我国宏观经济已经过4年多的调整基本实现了软着陆，经济繁荣期过度扩张导致的结构失调已得到较好的调整，基本具备了进入下一轮扩张的条件。本轮经济周期的高峰是在2007年，刚刚经过一年的调整，各种失调的结构调整得还很不充分，有的行业才刚刚开始调整，2009年宏观经济还处在周期性收缩的初期，产能过剩严重，企业效益下滑，企业扩大投资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都远不如1999年。一般认为，非国有投资单位的市场意识要强于国有投资单位，更加注重投资效益，对市场的反应更加灵敏，当市场预期向好时，非国有单位会加快投资进度，而当市场预期不好时，则会迅速压缩投资。国有单位对市场的反应相对要迟钝一些，对中央政策的反应则快于非国有单位。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国有投资所占比重2007年为71.8%，大大高于1998年的45.9%。因此，从市场主体的行为特点看，在全球经济形势持续恶化的情况下，压缩投资的动力必然会超过1999年。 
2.有利条件 
(1)政策环境发生变化。一是货币政策比较宽松。在连续下调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取消信贷限制、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和加强窗口指导等政策的引导下，今年以来信贷投放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尽管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4.58万亿，已接近5万亿的全年目标，但根据央行官员近期的表态，我国货币政策将继续把保增长作为重要目标。二是国家下调城市轨道交通、机场、港口和道路等基础设施以及煤炭、住房和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资本进入相关领域的门槛，有利于扩大社会投资。 
(2)银行没有惜贷问题，直接融资市场发展空间巨大。与上次金融危机期间银行出现惜贷现象不同，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银行改革使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裕、抗风险能力有了较大提高，受本次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小，从而为银行业加大贷款投放、促进企业投资创造了前提条件，银行惜贷倾向不明显。同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融资长期依赖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对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比例较低，从而使我国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3)重视消费、民生问题，许多产业发展空间依然很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让大多数民众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需要扩大消费，大力解决民生问题，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四、扩大社会投资的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出现触底回升的迹象，但要实现经济复苏，必须解决好我国拉动经济的投资动力转换问题，即从以政府投资拉动为主向以社会投资拉动为主转换，这不仅关系到保持经济刺激计划成果，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回升，也关系着未来一、二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路径。因此，根据当前我国扩大社会投资的有利和不利条件，政府应加大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力度，促进经济增长由目前政府投资拉动为主向社会投资拉动为主转换。 
1.积极培育新的投资增长点 
推进科技创新，形成新的投资热点，努力培育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先进生产能力。加大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科技研发投资的支持力度；行业协会与金融投资机构联合支持社会高科技项目投资运作；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对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技术创新活动给予财政补贴。 
2.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拓宽社会投资的领域和渠道 
消除投资领域中对社会资本的进入壁垒，给社会资本投资以“国民待遇”；严格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打破垄断，允许社会资本进入金融、铁路、航空、电信、电力等行业；阻止国外企业的补贴、倾销等不正当竞争对我国中小企业造成的损害。 
3.通过税收、财政贴息、政府采购等政策扶持中小企业 
借鉴美国的经验，对规模较小的企业，所得税按个人所得税征收，避免重复征税。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扩大对科技创新型、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贷款贴息支持规模和范围。加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和支持范围。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在质量、价格、性能和售后服务等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政府采购更多地向中小企业倾斜。 
4.拓宽融资渠道，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借鉴国际经验，加快设立非国有中小型银行进度；继续完善中小企业信贷政策，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尽快建立和完善创业板市场，使成长性好、有盈利前景、科技含量高、管理规范但发展资金不足的中小企业通过上市解决融资问题；加快研究和制订相关法律法规，使部分民间信贷合法化，充分发挥民间信贷资本经营灵活、方便的优势。发展风险投资基金，为民间投资者进行高新技术项目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建立和完善债券市场。 
5.建立和完善服务体系，优化社会资本发展壮大的生态环境 
一是为民间企业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增加技术培训，指导投资者进行项目选择和投资，防止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二是建立政府、银行和企业间的信息沟通机制，举办由三方参加的推介会，加强信贷双方信息的对接和共享。三是为中小企业提供法律、会计、税务、咨询、资产评估等方面的服务。四是建立和完善以行业自律和同业互助为目的的行业协会，在管理技术、组织、信息等方面实行资源共享。五是提倡和营造全社会尊重企业家、尊重创业、尊重劳动的良好氛围。 
6.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为扩大社会投资提供体制保障 
严格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限制和缩小政府投资领域，逐步实现政府投资仅限于提供公共产品；进一步深化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推行项目的核准制和备案制；加快公共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创新，加快推行和完善“代建制”，扩大BOT、PFI/PPP(私人资本长期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试行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