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业已跻身全球最大制造国的中国，在部分居民的“境外购物潮”下透射出廉价商品为何难以惠及境内消费者之诘问。时值“3·15”，我们需反思的是，当前妨碍国内商品流通体系的各种市场制度和社会非正式规范等约束，并从根本上清淤导致国内消费贵的制度性原因。
当前信息技术、渠道革命等的急速变革，为服务业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带来了可能。国内阿里巴巴[14.50 1.83%]等BtoC、CtoC电子商务模式和现代物流业的迅速发展，确实降低了国内消费者的消费成本。然而，这些对降低国内消费者消费成本的成效有限，相反国内外利用服务业技术和管理革新的程度之便，放大了同一中国制造商品国内售价与境外售价之差。这一问题首先反映在当前国内非正式社会规范——市场诚信的缺失，阻碍了当前风靡全球的服务业技术、管理变革对物流交易成本的降低。如通过司法、仲裁等制度体系未能完全降低一部分交易纠纷、信息欺诈的成本，同时社会道德等非制度性社会规范无法有效对市场失信行为产生社会自律性约束，从而使当前电子商务等高度依赖的市场诚信无法得到满足。其次，当前或隐或显的市场准入等流通制度、地方保护主义以及高税费成本等是导致国内市场高交易成本的主导性因素。当前商品跨省销售，仍需通过各省海关、商务等部门备案或核准，而且一些地方政府为维护地方GDP增长和地方品牌，跨省销售往往都会面临各种或隐或显的不公平待遇，这无疑抬高了商品国内销售的成本。同时，行政管理制度很多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使部分跨地区销售需面对复杂的人格化寻租费用。是为金融危机以来，贸易部门宁愿低价出口而不愿布局内需市场之缘由之一。另外，当前国内对服务业征收较高的营业税，也客观上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目前对规模以上服务业征收5%的消费税，并附带城市建设和教育非附加等行政费用。若把服务业5%的营业税折算成制造业的增值税，显著高于当前17%的增值税税率；而目前流通环节的高税负无疑抬高了国内市场的消费成本。
可见，需要进一步开放国内销售市场，打破妨碍商品全国流转的各种制度围墙，构建有助于促进市场信息有效流通的市场制度体系等，才能有效降低国内居民消费成本，助力中国经济内需拉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