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杨达卿
    细看近两年的国家政策动向，会发现有一个关键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这就是“民生”。
    2011年12月，胡锦涛在“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新情况新变化，必须继续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
    2012年2月，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意见征询座谈会上指出：“政府工作的中心是民生。”温家宝特别谈到医改等涉及民生的话题。2012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2012年3月5日，财政部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指出，近两年财政支出重点是对农业、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投资。
    “民生”不是新概念，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提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正走向一个国富民强的新时代，这也给我们改善民生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条件和物资基础。改善民生，呼唤我国大力发展民生物流。
    民生物流是侧重于人民群众生活的物流服务，关系老百姓吃、穿、用、住、行等方面的物流运转。主要包括医药物流、食品物流、社区物流、农产品物流等。而长期以来我国“重生产，轻流通；重工业，轻服务”的发展模式，造成我国在民生领域的物流服务发展不足，成为惠民生的大瓶颈。
    调结构的迫切需求
    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世界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本国GDP的70%以上，而金融、商贸、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例高达70%以上。但工业和制造业增加值仅占发达国家GDP比例的20%以上。而中国数据恰恰与这个相反，中国是工业和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偏高，服务业占比偏小。为什么？因为我们经济发展存在两个明显的结构性问题。
    国内产经结构：虽然我国长期位居全球最大制造业大国，但国内经济结构也长期是“重生产、轻流通”和“重工业、轻服务”。这种情况也因新中国刚建立时，物资贫乏，属于短缺经济时代，工业生产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支撑；同时，由于我国长时间实施计划经济，生产以计划指令为导向，而不是以市场消费为导向，这也导致重工业生产，轻视流通服务。
    这种经济结构的弊端已经十分突出，亟待解决。全国最大的土豆产地中国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屡屡遭遇丰产滞销；中国最大的苹果汁生产基地陕西洛川也经常遭遇丰产滞销；2011年全国各地出现白菜丰产滞销……一方面是百姓买不到物美价廉的蔬菜，一方面是菜农的丰产蔬菜烂在地头。近年来，国家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商贸、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产业地位。要惠民生，需要国家积极调整生产和流通，制造和服务的结构，积极发展相关民生商品的物流服务。
    外向内向结构：推动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在服装、家电、家具等领域成全球最大生产国的，也是中国外向型经济模式。中国长期位居全球第一出口大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拉动了“中国制造”，也推动了中国外贸物流市场的繁荣，并走出了全球最大的干散货运输企业中远集团。但在中国货物贸易繁荣背后，是中国服务贸易落后。到2012年，中国服务贸易已是连续近20年逆差，而其中逆差最大的就是运输物流服务贸易。
    在外贸物流逆差背后，更有内贸物流梗塞，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的商品主要依赖内贸物流配送。但有报道显示：同一条“中国制造”的牛仔裤，在中国超市的价格竟然高于在美国超市的价格，因为我们物流环节过散，导致牛仔裤价格趋高；而从青海运到上海的一箱蔬菜价格，竟然比从上海运到美国还贵，因为我们过路费过桥费等增加了蔬菜成本。
    目前，国家已经把外向型经济调整为内外兼修。要惠民生，需要国家积极发展内贸物流，重视蔬菜、食品、医药等涉及民生领域物流的公共投入，并推动行业企业整合发展。
    转方式的迫切需求
    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成为我国“十一五”经济工作的一大主线。“十二五”期间，我国仍将深入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发展集约化发展，可持续发展。而涉及老百姓衣、食、住、行等民生领域的制造业和商贸业，也是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支撑。当前，国家把政府工作中心调向民生领域，要转变发展方式，也需要重视相关民生领域物流。
    相比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以精益物流支撑的工商企业精益供应链，中国还是以粗放的传统物流服务工商企业转型的供应链。在涉及民生领域的医药流通、食品流通、农产品流通领域也是如此。也因为中国医药、食品、农产品等企业长期位居外资巨头全球供应链的低端。例如在医药领域，中国可生产化学原料药1500多种，产能占全球20%以上，而中国很多高价进口药，其原料多半产自中国。但中国药企只能赚取低廉的利润，而掌握渠道和技术的外资巨头却凭借全球供应链体系赚取高额利润。
    据央视《每周质量报告》的调查报道显示，国内一些常用药品出厂价格和零售价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中间利润甚至超过6500%。一些用于治疗肺炎、胃炎和止痛的常用药品，从出厂到医院零售的中间利润都超过了400%。这一方面显示出，我国医药流通的粗放发展，造成流通环节过多；另一方面，也折射中国医药现代物流体系发展不足，不足以承接医药大物流服务。
    在“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指出，近两年，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比例都维持18%左右，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比例。而大部分发达国家是8%~10%。中国还有至少一半的物流成本可以压缩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企业升级发展，也呼唤相关部门在涉及民生相关经济领域，加快集约化的物流公共平台，以及物流信息化等方面的建设；同时市场呼唤一些领先企业，注重在民生物流领域进行投资建设。
    扩内需的迫切需求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外贸出口市场的低迷，使得中国企业陷入发展困境。目前，尚在发酵的欧债危机还在影响中国的出口。扩大国内需求，刺激百姓消费，成为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的一大重要举措。
    长期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就是“投资、出口、消费”。但随着中国对房地产等支柱产业的调控发展，以及欧美经济低迷带来的出口不兴，“三驾马车”的主力似乎就在“消费”了。但中国过去依赖的“消费”，更多是外需消费，国内需求消费却没得到充分挖掘。由此，国家积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无不依赖民生物流体系的支撑。目前，国内消费不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高物价等因素影响。而高物价的成因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流通不畅。这表现在：一是城乡经济“二元化”，城乡物流不对称，乡下蔬菜水果进城被层层渠道加价。全国人大代表、宝供物流集团董事长作了一个调研，显示农产品从地头到餐桌，平均流通环节有4~5个。而城市商品也出现下乡难，物流体系难以支撑。商务部推进的“万村千乡”工程，更多是商贸流通体系的建设，而缺乏现代物流体系的建设。城乡物流体系的不对称，也造成了物流不畅，物价畸高。
    二是城镇物流缺规划，公益性物流平台缺乏，配送车进城难、配送车停车难。由于缺乏专业物流规划指导等，我国大部分城市建设只有交通的概念，缺乏物流的概念，使得物流车进城难。另外，大部分城市有交通枢纽建设概念，却无公共物流平台（枢纽）的概念，也造成城市物流不畅。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该文化或将愈加突出。
    全国人大代表、传化集团董事长对本报记者说：“在日本等发达国家，城市物流的快捷通畅，也得益于城市物流规划比较好。同时有政府的牵头建设，大型公益物流平台保障着城市需求物资的顺畅供应。”
    控物价的迫切需求
    自2007年以来，我国国内食品等物资受国际及国内原材料成本等上涨因素影响，观察通货膨胀的体温计CPI（消费价格指数）持续走高，通货膨胀压力有增无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也成为2012年我国政府工作中的第二大任务。
    而推高CPI指数的很大一部分因素来自攀升的食品、粮食、蔬菜等价格。也因此，《政府工作报告》针对控物价提出，要落实好“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加强重要商品产运销衔接，完善政府储备和商业储备体系；要搞活流通、降低成本；要多管齐下，切实把物流效率提上去、中间成本降下来，真正让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得到好处。
    流通连接着生产和消费两端，而物流则贯穿生产-流通-消费的全过程，流通经济的灵魂就是现代物流服务。因此，要从全局控物价，需要树立大物流观念；要稳定物价，需要推进现代物流在粮食、食品等相关民生经济领域。从商贸物流服务看，影响物价的突出因素包括：
    一是国内大型公共物流平台建设不足。比如2010年本报报道的内蒙古土豆物流问题。内蒙古销往北京的土豆，先要辗转运到山东蔬菜批发市场，然后再返运北京销售。这样的漫游增加了许多物流成本。控制物价需要相关方，加强大型物流公共平台的扶持建设。
    二是相关民生物流服务企业集约化不够，缺乏网络完善的大型物流企业。这造成蔬菜农产品等物流从仓储、包装、分销、配送等环节难以实现一体化物流作业。现行的绿色物流通道政策，更多是在节假日的权宜之计。要使蔬菜农产品等物流成本真正降低，从根本上需要强化龙头企业整合发展，开展一体化的现代物流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