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五公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见证了中国力图推进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努力，方案开宗明义指出，上海自贸试验区肩负着我国在新时期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要使命，是国家战略需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不但经济上取得了重大成就，更主要的是，锁定了中国发展道路不能脱离人类主流文明和全球开放大势。但同时也要看到，在改革开放中新生的既得利益不愿进一步将门打开，这是近几年来改革和开放止步不前的原因。以自贸区的形式，用全球通行的贸易规则来倒逼国内改革，可能是在利益深水区使改革能够实质推进的一种方式。

　　从总体方案看，上海自贸区所背负的这种探索试验使命得到充分呈现。方案涉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扩大服务业开放、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构筑对外投资服务促进体系、推动贸易转型升级、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完善法制保障、创新监管服务模式等十几个方面。其中，在金融服务领域，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与外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在航运服务领域，放宽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国际船舶运输企业的外资股比限制;在文化服务领域，取消外资演出经纪机构的股比限制，允许设立外商独资演出经纪机构;在社会服务领域，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等，是此次方案中的政策亮点。

　　然而，切莫把这些政策亮点看作是像过去的经济特区那样实行的“政策优惠”。中国的经济特区是适应改革开放之初的形势需要，那时要“特”，而现在需要的是政策的普惠和一视同仁，是与国际规则接轨，是力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样的目标显然不是通过建立一个新的政策特区可以实现的。

　　因此，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是一个包含贸易、投资、金融、行政管理等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它的核心在于重新定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的关键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这是建设和搞好上海自贸区的重点，也是中央和李克强总理力推自贸区的初衷。因为如果没有政府职能的转变，还是按照目前的管理方式来管理自贸区的大小事务，势必会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所要求的政府监管方式形成尖锐冲突。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国际贸易的最新规则，它强调“政府不能做什么”，并赋予外商更大的投资空间和自由度，这就要求政府的管理水平必须与之相适应。所以，中国要在自贸区内与国际贸易最新规则接轨，就需按照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要求，来改造自己的监管方式。

　　如果说，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是自贸区改革的核心，那么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管制的放开则是首要抓手。金融改革是中国当前重要也是相对容易的改革，鉴于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金融改革具有多方面效应，将一通百通。上海自贸区允许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人民币跨境使用先行先试，对民营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开放金融牌照，并率先实现金融市场利率化，旨在为未来全国金融改革、利率汇率市场化建设及资本项目可兑换等，探索经验。除此之外，它也将帮助国内银行突破现有业务格局，并倒逼其提高竞争力，当然，金融改革必然要求金融的监管方式发生变化，从而亦将直接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

　　可以讲，上海自贸区实行的改革，实际上是以自贸区的形式，对中国未来整体改革的一次“练兵”，若试验探索成功，将大大提高中国未来整个经济改革成功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自贸区肩负的使命确实非常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