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物流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中国的
物流园区也悄然兴起，并蓬勃发展。很多城市都建设和正在建设物流园区，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运输公司、仓库、集散中心、货运站等，开始集结于物流园区。热闹非凡的物流园区建设“潮”是中国的一项新生事物，但如何使其真正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并有效避免其负效应，是一个颇具探讨的问题。
物流园区及推进型产业基础理论
所谓物流园区，是指各种物流设施和
物流企业在空间上集中布局的场所。近两年来，我国物流园区的建设可谓是潮水般汹涌，数不胜数的城市、乡镇都在发展物流园区。
物流园区集市场信息、现代仓储、专业配送、多式联运和市场展示及交易于一体，面对的客户更广泛、服务辐射半径更大，规模更大，配套服务的综合性更强。同时，将众多物流企业聚集在一起，实行专业化分工，既避免重复投资，有效地提高物流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提高物流行业的资源利用效率，更重要的是可实现产业运作的配套化和系统化，实现物流功能的集约化。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各部门、产业、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和互相依赖关系错综复杂，物流产业就是维系这个关系的纽带，连接社会经济的各个部分并使之成为一个统一、有机的整体。同时，从生产过程来说，物流被称为是“降低成本的最后边界”，是降低资源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后的“第二利润源”。有关资料显示，在我国工业企业生产中，直接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不到10%，而物流费用占总成本的比重约为40%。我国全社会物流费用支出约占GDP的20%，美国还不足10%。我国如果能将物流费用占GDP的比重降低到15%，每年将为全社会直接节约物流成本2400亿元。因此，有人把现代物流看作经济运行中不可缺少的动脉系统，甚至称其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现代物流己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作为第三产业的现代物流园区，可以带动城市经济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这个角度可以认为，物流园区是一种“推进型产业”。
所谓推进型产业(Propulsive Industry)就是一种优势的经济单元，它自身的成长与创新会诱导其它经济单元的成长。推进型产业概念是法国经济学家佩尔鲁克斯(perroux，1981)在它的成长极理论(Growth Pole Theory)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无论在大经济单元或是小经济单元之中，均存在着不平等的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不均衡现象。换句话说，就是一些经济单元支配着另一些经济单元，佩尔鲁克斯称其为“支配效应”(Dominance)，具有支配作用的经济单元即为“推进型产业”。成长极理论认为，经济成长并不会同时在所有地方出现，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成长极上，并通过不同的管道向外扩散，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
佩尔鲁克斯的成长极理论是一种抽象的经济空间概念，后来的学者将成长极概念，转换到地理空间上，提出了“发展极”概念，认为“发展极”的形成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引导企业和行业在某些大城市与发达地区聚集而自动产生“发展极”；一种是由政府透过经济计划和重点投资来主动建立“发展极”。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决定了中国物流市场的潜力很大，政府己将发展物流业提上议程，物流业发展目标已被写进中国第十个五年计划之中。并使中国的物流市场的发展、物流园区的建设成为中国加入WTO后的热点。
物流园区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和涓滴效应
区域经济学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经济实力的限制，都会要求优先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先投向最有效率的区位。在这些区位，由于经济活动的集中会导致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市场力量通常是递增而非递减的，从而市场力量将促使这些地区的经济活动更加聚集，导致报酬递增。由于聚集的经济，这些地区将会持续而累积的快速成长，形成区域经济的“成长极”，但同时，也导致了发展的不均衡。美国经济学者赫希曼(Hirschman)认为，“不均衡发展策略”，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他认为，经济进步并不会同时在每个地方出现，而是在一个或几个区域经济实力中心首先发展。然而，经济进步一旦出现，其巨大的经济推动力，将会使经济成长围绕最初的成长极而集中。因此，不均衡是经济成长中所不可避免的。但当这种不均衡所产生的成长极达到经济高度发展阶段时，就会产生“涓滴效应”(Trickling-down Effect)，生产力的分布就会趋于分散或均衡化，导致区际间的经济成长差距逐渐缩小，达到相对平衡发展。
目前我国的物流园区大都布局在经济基础好、交通条件便利的城市边缘，更有较大的辐射半径，如
深圳平湖物流基地的辐射范围将包括国内的华南地区和京九沿线，国外的东南亚地区等。
上海的外高桥物流园区计划建成跨国公司分拨中心聚集地:浦东空港物流园区将着重于海内外的空、海物流；西北物流园区将以省际物流集散功能为主体，建成上海陆路辐射长江三角洲和内陆省份的物流枢纽。这三大物流园区，将成为全球物流供应链中的重要枢纽和节点。布局在城市的这些物流园区作为商品集散和加工的中心，以其基础设施先进，技术和资金力量雄厚、交通信息发达等区位优势，与周边地区存在着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吸引和拉动着周边地区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向物流园区城市聚集，从而形成城市经济累积性集中成长，形成城市经济“成长极”。作为成长极推进型产业的物流园区，其运行过程中自发的经济规律属性，使其在推进城市经济出现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向周边地区辐射着直接或间接效应，使周边地区的经济、管理、技术水平等得到全面提升。
在物流园区成为推进型产业，促使所在城市形成“成长极”的初级阶段，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差距会拉大，但从长远看，一方面物流园区的经济效应会向周边地区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全面提升，另一方面，按照经济发展规律，累积性集中成长并不会无限制地进行下去，一旦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在成长极城市不断扩大和聚集，将会产生“聚集不经济”，进而促使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的分散，促进周边区域的发展，进而达成其物流园区所在城市与周边区域的经济均衡化，促进整个区域经济相对均衡发展。这就是发展极理论中的“涓滴效应”。
由于“涓滴效应”使整个区域经济相对均衡发展，这既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符合我国经济增长发方式转变的国策。我国区域(东、中、西)经济发展计划正是基于发展极理论，让有比较优势的东部地区先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然后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向中部地带和西部地带转移，进而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区域的差距。基于这种思想，在我国的城市，尤其是比较发达的城市，如深圳、上海等城市建立具有推进型产业优势的物流园区，使其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形成城市经济“成长极”，并向整个区域全面辐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繁荣。
物流园区的极化效应及政府均衡机制
我国物流园区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其滚滚的“热潮”足以看出，人们正在利用它创造城市经济的“成长极”，它将作为物流产业的主要部分，成为经济发展的推进型产业。无疑，物流园区发展的过程中，极易产生极化效应，使区域内经济差距拉大。也正是物流园区还处于起步阶段，给我们提供了未雨绸缪的有利条件。在发展物流园区的同时，就应该研究控制极化效应的措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市场机制同时也是控制极化效应的有效途径。但成长极还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程度之前，抑制极化效应的市场机制很难有效发挥作用，甚至极化所产生的对周边地区的“滞阻”作用会大于经济发展的辐射作用。因此，在我国物流园区发展过程中，必须借用政府的调控杠杆，政府是市场均衡机制的替代者。
物流园区建设需要较大的投资，除了引资，融资之外，绝大部分需要政府的支持。政府要扶持物流园区的优先发展，将公共投资适度集中于此，并透过相关政策来保护该产业的稳定成长。当物流园区开始运作，政府应视发展阶段的不同，提供与其相配合的发展策略。当园区发展逐渐成熟，政府应积极鼓励区域内的经济资源互动，并将公共投资转向区域内落后的地方，以促成区域内的差距缩小，实现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在物流园区发展中，政府作为一种均衡机制，还应着重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考虑物流园区的网络规划问题。市场自有其供需规律，从长远和眼前利益、局部和整体利益、国情与接轨等全方位考虑来规划园区网络，才是符合经济规律的选择。对此，政府应有主导性的导向政策，而不是任其“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发展，把业界和理论界所担心的物流园区的“泡沫”杜绝在发展初期。另一方面，各省市的物流园区规划，应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并充分考虑交通运输设施的分布、市场的供需发展等多种因素，来安排其合理的布局和规模，并研究制定物流园区对整个辐射范围的经济带动策略。
物流园区作为区域经济“成长极”的推进型产业，无疑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更需要政府的机制来协调各个部门的利益，整合政府、社会和企业的资源，才能发挥物流园区的真正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