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涛
    对于国家安全来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的警戒线究竟是多少；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来说，石油企业是否能够在国际市场“购买”能源安全……种种忧虑无法忽视，充满争议。但我们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正确理解石油对外依存度上升与我国石油安全保障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科学制定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有效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基点。
    近日，“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明年或将达到60%”的报道再引关注。
    2007年以来，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从47.2%上升到2011年的56.5%，平均每年上升2.3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最迟到2013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就达到60%，超过国际公认的50%的警戒线10个百分点。如果按照《BP能源统计2012》的数据，综合考虑原油及其制品，2011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59.4%，今年就可以突破60%。不过，这种数据统计上的偏差不值得过分关注，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是，石油对外依存度的上升与我国石油安全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石油贸易是一系列复杂的经济活动，包括组织油源、运输和各种相关服务，任何一个环节的不稳定都会影响到石油进口安全。相反，即使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上述几个环节都能够保持稳定，不存在较大的中断风险，那么石油安全也是有保障的。
    在油源方面，降低风险的最常规做法是提高来源的多元化。世界主要石油输出国与主要进口国在地理分布上高度不匹配，而且石油输出国还普遍具有地理上集中和政治形势相对不稳定的特点。因此，在对外依赖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为避免对少数国家依赖过大带来的集聚风险，尽可能多地增加石油进口来源国的数目就成为规避风险的首选。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就证明了世界经济体过度依赖中东而带来的油源风险。
    在运输环节，石油运输距离往往长达数千公里，有保障的石油进口运输能力就成为关键。这种能力既可以体现在与国际运输船队的有效合作上，又可以是本国运输企业可控的运力，更重要的是，运输通道在政治和军事层面上要有安全保障。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实力，以及与沿途国家的政治关系。
    在相关服务方面，石油运输过程中除了政治和军事风险外，还有其他各种风险，需要金融保险进行相应的风险损失对冲。如果没有这些服务，运输船只也将由于潜在风险损失过大而不能参与运输。在西方国家对伊朗的金融制裁中，国际运输保险机构由于担心受到制裁而不能给运输公司提供保险，从而导致伊朗对外石油出口从2011年的230万桶/天下降到目前每天的不足百万桶。
    因此，从这些石油贸易环节来看，一个国家石油进口的安全性取决于一个国家或者是其通过国际合作对这些外部环节的掌控能力。很明显，就目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力量来看，独自保障这些环节的安全，不仅不现实，而且成本过于高昂。只有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保障石油进口安全，才是根本出路。至于对外依存度，本质上只是一个现象，一个客观统计数据，其高低并不是石油进口安全的决定因素。
    2011年，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作业量1.5亿吨，油气权益产量约8500万吨油当量。权益产量中的一部分被直接运回国内，增加了国内供给的安全性。不过，也有社会舆论质疑这部分占比较低，认为油企“走出去”并没有起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作用。事实上，权益油气能不能直接运回国内取决于资源国政策法律的规定、运输设施的完备性和经济性等诸多因素。我国石油企业也会将部分权益油气进行跨区串换，同样也起到了保障国内供给的作用。此外，我国石油企业通过国际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链布局，以上游合作带动贸易和下游合作，建设国际运营中心，大大提高了国际贸易能力，对提升我国石油供给安全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石油对外依存度的变化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活跃程度、经济结构调整速度和参与国际贸易程度的加深。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时期，经济活动空前繁荣，能源资源需求处于快速增长期。在我国自产资源数量有限的情况下，提高进口量就成为满足需求的主要手段。随着发展的深入，经济结构也会出现调整，工业用油的比重会下降，而交通运输用油的比重会更快上升，同样需要更多的进口石油资源。
    当前，经济全球化还在深化，国际石油市场体系日趋成熟，石油对外依存度的上升也反映了我国参与国际贸易程度的加深。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这种加深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而并不是相反。因此，对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的上升没有必要过分渲染。
    近年来，深海油气和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结果表明，世界范围内油气资源相当丰富，主要需求大国没有必要因为能源发生过分的冲突，合作反而更能解决问题。我国应该顺应这一形势，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为石油进口创造安全的外部环境，而不必纠结于对外依存度的高低。
    （作者系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