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由统一走向分裂、由争霸进而兼并的时代，旧的政治格局和等级秩序遭到猛烈冲击、“礼崩乐坏”，整个社会处于大动荡和大变革之中。这个时期，法律制度的发展和演进最为突出的是成文法的公布，郑人邓析“铸刑书”以及后来的“铸刑鼎”，推动了政治向规范化和文明化的方向发展。
    此时，在战国时期所创立的各项官吏的管理制度当中，监察制度尤其值得注意，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比较系统和完备，正式形成于秦汉王朝。秦汉王朝中央政府主管监察的长官为御史大夫，并有明确的职责相互制衡的监察机构。战国时期的监察机构虽然尚不明确，但史书零星记载各诸侯国政府中一般都设有监察机构。如齐国设“五官”制度，五官之中有两官属监察官，即大谏、大行，鲍叔牙就曾任专门谏监国君过失的大谏臣。有的国家设御史、郎官，职司监察。齐威王与淳于髡在后宫饮酒，淳于髡说：“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旁，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说明御史有纠察百官过失之任，否则，身居主客（掌管部分外交事务的官员）官职的淳于髡就不会有“恐惧”之感。
    赵国设有郎中官，被赵王娇宠的太子春平君犯了法，郎中照样给予纠察。齐、赵、秦等国设“内史”，职掌“节财俭用，察度功德”，有防贪审计之责任。战国时期开始对地方官吏实施监察。齐国设乡、州、里，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监察网，小至“出入不时，衣服不中”者，都被乡师、里尉等监察上告。各国还派御史常驻地方，实施经常性监督。
    所有这些史料表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监察制度的萌芽，对秦汉王朝明确的设立监察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古代廉政文化集粹》）